韩非在综合吸收商鞅、慎到和申不害思想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法家学说，其管理思想的核心体现在“抱法、处势、用术”，也就是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君主必须做到法莫如显、势至于尊、术不欲见，以此驾驭臣民，把国家治理好。

韩非倡导的“法治”其实就是“以法管理”，“明其法禁，必其赏罚”，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以实现“上尊而不浸”。首先，“法治”之“法”，应该是公布于众的成文法，并且法的制定必须详细具体，举国上下，事无巨细，一切决断于“法”。其次，基于“人性好利”的人性假设，“法”必须根据人情或人性来制定，因此“法”的内容实质就是赏与罚。第三，韩非强调立法的权力应在君主，由于“法”是国家政治运作中唯一的标准和尺度，因此为了集中权力，立法的权力应在君主。韩非认为任何人都靠不住，总有人时刻想着要篡权夺位，因此君主唯一可信的只有法。第四，执行法的时候必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做到赏罚严格谨慎。韩非要求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但是另一方面韩非又提出“君不同于群臣”、“君臣不同道”，在君主面前，人人都要绝对服从君主。因此，韩非的“法”仍然是为了树立君主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以实现国家治理。

韩非认为，君主光有“法”还不够，还必须有“势”，或者说“权势”，源自于“慎到”的“势”是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强制力，也就是君主对于国家的统治权，包括用人之权、赏罚之权等。韩非认为只有统治权掌握在手，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才能统驭臣民。在“法”与“势”的关系上，“势”是对“法”的权威性保证。如果没有“法”，君主就只能事必躬亲、劳而不周；反过来，如果没有“势”，“法”就会因丧失权威而有“法”不治。因此，有“法”无“势”则“法”不行，有“势”无“法”则君不安，“法”、“势”相各，则天下大治而君主不劳。由此，韩非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君主不可以把权势借给臣下使用，君主不可以与臣下共同使用权势，要运用法术赏罚来巩固权势，君主要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不能使臣下太贵重，以防下属篡权。

韩非还重视申不害“术”的观点，“术”就是藏在君主心里用来对照验证各方面的事情，从而暗地里用它来驾驭群臣的东西。韩非认为，“术”还有君主按下属各人能力来授予相应的官职、按照官职名分来责求其实际的作用，“术”是掌握生杀大权，考核各级官吏才能的管理方法和措施。此外，韩非还认为用“术”还包括用臣下的言论去衡量其所做的事及所取得的绩效，用下属的职位去考察其职权与业绩。此外用“术”还要求君主必须单独掌握用人的权力，君主的根本任务是“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