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宁波帮”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宁波帮”对辛亥革命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
20世纪初，赵家藩、赵家艺兄弟在留日期间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从此追随其后。他们一边留学，一边经商，并且以经营所得利润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5年，赵氏兄弟加入同盟会。1907年以后，孙中山发动6次反清起义，但均遭失败，尤其在资金方面极端困难。赵家藩、赵家艺得知后，把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按时值大大贬价出卖，所得现款即交孙中山”。
吴锦堂在日本侨居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资金，而且把自己的私邸供同盟会神户支部做机关之用。在“锦堂师院”原址上的“慈溪教师进修学院”院史资料认为：慈溪有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一是吴锦堂——孙中山就居住在他日本的家宅中谋划了辛亥革命；二是虞洽卿——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而扶持蒋介石上台执政。
有资料证明，在辛亥革命前，“宁波帮”的主要人物如虞洽卿、李薇庄、李征五、李云书、朱葆三、周晋镳、沈仲礼等人，已与革命党人发生了联系，李征五、李薇庄与陈英士经常在一起工作，李征五、李薇庄还加入了同盟会。这些人为上海光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据李征五的侄子李祖范回忆说，辛亥革命时，李征五与黎天才联系，带了黎的一部分军队参加革命。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
而虞洽卿等宁波商人组织万国商团，后参加全国商团联合会，虞洽卿为名誉会长，参加了上海光复的整个战斗。
朱葆三、虞洽卿特地把宁商总会所在地作为同盟会秘密会议场所，并向香港当局注册，领得“特别照会”，使租界当局无权进行搜查，以保证安全。朱葆三在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时也做了一定工作。
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后，江督下令出兵镇压。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得消息后，即刻把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秘密提供给革命党人。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宁波帮”也很活跃：朱葆三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虞洽卿为外交部副部长兼闸北民政长。
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以及李平书、王一亭等，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向准备北伐的海陆各军致敬。
李征五还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并“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
方樵苓也组织“军事募捐团”以募集起义经费。
“宁波帮”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财政支持方面，“上海军政府成立后，面临最为棘手的难题，是财政困难。为筹措革命经费，上海商会中‘宁波帮’尽心竭力支持。由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成银行和由‘宁波帮’作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当权者的四明银行，都曾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上海起义之主动者、光复前后……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
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花旗银行买办）、胡寄梅（华比银行买办）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各行号认捐助饷，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
“宁波帮”中一些商人如李云书、谢蘅窗、任炳荣等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向社会募捐。
另据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议上周晋镳所作的报告称，沪军积欠上海商家之借款实数共有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向各业筹集的。
为稳定上海市面，军政府对上海商务总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上海光复后的当天，沪军都督府就给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照会：“军兴以来，东南各省以及鲁、晋、陕、汴次第响应，痛饮黄龙，指日可待。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要使申外侨民，安如磐石……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遍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上海商务总会没有辜负军政府所望，毅然担负起安定上海市面的责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宁波帮”始终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条约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13年，刚刚当选参议院副议长的国民党党员王正廷获悉袁世凯图谋后，即刻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与议长张继去见袁世凯，准备面陈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不得见而留书。王正廷还去各国银行交涉，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
善后借款成立后，王正廷与议长张继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斥责该项借款是“丧失主权”。并在4月28日参议院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
“二次革命”爆发后，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以地方免于糜烂为理由，致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放弃制造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四明公所又以红十字会名义，掩护革命军退出吴淞，从而保护了革命军的力量。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商务总会首先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随即，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
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中，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5000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得到全国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
1916年，袁世凯经与梁士诒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于5月12日发布了停兑命令，即强迫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兑现。这使中国银行信用大减，元气大伤。
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坚决抵制，于5月13日毅然宣告拒绝接受命令，坚持照常兑现、付现，并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行：“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现，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剜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去不复，沪上中下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支持。勒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此文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
以“宁波帮”为主要领袖的上海总商会，也于1916年5月17日向北京政府及各部发出通电，一再催促交通部归还拖欠交通银行的巨款，认为发行纸币是北洋政府命令，此次又要停止兑现，“试问商办股份公司有此条例否？今大部仅以股东之一欲卸责任，决非商民所敢承认。若就公司股东而言，即无向公司拖欠巨款之理。以股东之一而欠上海分行一部分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试问此项欠款是否尚在法律之中？”北洋政府在上海总商会一再函电催促之下，被迫于1917年4月30日宣告开兑。
通过停兑事件，袁世凯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1916年5月21日，上海总商会给北洋政府的一些国务要员和驻节南京的冯国璋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报，要他们敦促袁世凯退位，“从速解决，以定国事”。电文指出：“天祸中国，降此鞠凶，滇黔事起，兵连祸结，盗贼盈野，民不聊生，万商失业，奄奄待毙；又令中、交银行纸币横不兑现，全国金融信用陡失，立国以信，古有明训，以此示民，何以善后？人民苦虐政久矣。”反映了“宁波帮”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