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川东重镇，是西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政治中心。1773年，旅居重庆的宁波、杭州、湖州、绍兴四府人士在重庆创立四府敦义庄。1920年穆康照、夏渔笙、刘善卿等发起在重庆创设四明旅渝同乡会，1928年后改名为宁波旅渝同乡会，至1930年统计有会员1053人。抗战期间，在渝“宁波帮”商人大增，1939年1月宁波旅渝同乡会经重庆市国民党党部重新立案，并组成宁波旅渝同乡会福利委员会，下设医务、救济、慈善、法律、介绍、娱乐共六个小组，1943年第四次修订章程。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为“陪都”，“宁波帮”商人在渝经商者剧增。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企业大王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将日军占领下的刘氏企业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设备成功地装箱运往越南海防，再转运重庆，在重庆继续开工生产。1937年11月，镇海人余名钰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大鑫钢铁厂辗转经武汉迁至重庆，与民生公司合组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此为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军火、机械。定海人杨济川、叶友才创办的华生电器制造厂辗转内迁汉口、重庆，于1938年开设重庆华生电器厂，承制兵工厂定制军需物品和生产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电表等电器产品。定海人叶友才、周锦水合资创办的华成电器厂也内迁汉口、衡阳，最后迁到重庆。1939年2月，刘鸿生以大中华火柴厂旗下的九江裕生火柴厂内迁的原料80多吨与重庆华业火柴厂合资重组华业和记火柴公司，为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火柴生产厂家。同年5月，刘氏又与董志卿、陶桂林等将原永安电磁厂改组为永安电磁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各种高低压电器用品、各式电报电话通讯器材。刘氏还是四川水泥厂董事，重庆的四川水泥厂筹建时，曾去上海参观刘氏所办的上海龙华水泥厂。1939年，“宁波帮”商人周佩箴、林圣凯、刘世伟等在重庆民族路创办西南国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运销国货业务，调剂战时内地市场供求。

“宁波帮”商人在重庆开设多家银楼，如店址在重庆中正路130号的重庆汉杨庆和银楼（慈溪人王春纬与黄四海、陈祖贤、董永甫等人合资创办），店址在重庆民权路26号的重庆老同震银楼（1939年由宁波人郑崧皋、郑红祈、马兴化、陈振全等人创办），店址在重庆林森路44号的重庆庆福星银楼（1942年由镇海人周立言、潘述年等创办），店址在重庆林森路70号的重庆宝盛银楼（原业主为盛楚肪，1943年由宁波人方允文接盘开业）等。任四明银行总经理的慈溪人吴启鼎（旅日“宁波帮”巨商吴锦堂的侄儿），1940年去重庆设立四明银行分支机构。1943年，沙市老天宝银楼业主童家椿从重庆到万县，开设万县老天宝银楼。乘中央银行解除私营黄金禁令之机，1945年该店购进相当于360两黄金的储蓄券，至1949年资产达1000两黄金。虞洽卿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春秘密登轮南下香港，途经缅甸、昆明到达重庆，与王晓籁、朱联馥合伙创办三民贸易公司；后又到昆明，通过龙云与缪云台合资创办三北运输公司，1942年向财政部借贷外汇另购道奇卡车120辆，从仰光抢运国内急需的汽车零件和五金器材等物资，并嘱三子虞顺慰在重庆组建川光公司。

宁波人王仁慈等开设的重庆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抗战期间作为亨得利总店，设于民族路15号，又设分号于民权路。重庆亨达利钟表店原为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分号，抗战期间也作为亨达利总店，店址在重庆民权路，并在民族路设分店。此外，重庆大西洋钟表眼镜行原为上海大西洋钟表眼镜行的联号，抗战期间以重庆店为总行，设在民族路192号，又在民权路设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