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借债筑路”，与英商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订立了一份苏杭甬草约合同，粗暴干涉江浙两省绅民自办铁路的活动，激起江浙两省绅民的强烈反抗。在这场争夺苏杭甬铁路主权的斗争中，上海商务总会始终旗帜鲜明，态度积极。在上海商务总会占有要职的宁波商帮，不再像抵制美货期间那样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是积极投身其中。

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镇海人李云书，他本身是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在争取商办铁路、反对清政府以“借款筑路”为名出卖主权的斗争中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907年11月，他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发出一份给外务部的复电，详细陈述苏杭铁路收回自办的斗争经过和农工商部批准在案的确凿事实，然后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若是“怵于列强，而上下暌隔，徒令彼族收渔人之利益，恐不逞者藉口生事，则大局去矣。自闻借款之耗，两月以来，无论江浙，无论股东，骇汗奔走，人人疑谕旨奏案旦夕无效，即旅沪各国之人亦罔不惊异，市面恐慌……凡营实业，人各自危，海外华侨，函电驰话，不审今年之关，沪市作何景象”？并告以江浙两省绅民。

朱葆三在收回权利活动中也做了一定努力。在上海工作的宁波人则表示：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拒款的建议，则“全体罢工”。清政府对此十分害怕。两江总督端方在向清廷的奏章中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