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上海的“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1863年划入法租界内。1874年5月，法国殖民者为霸占四明公所产地，制造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经过旅沪宁波人的坚决斗争，历时4年，终以宁波人胜利而告终。1898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打着建造学校、医院的幌子，照会上海道台，要求扩大包括四明公所在内的租界属地，并命令四明公所在一个月内全部搬迁。7月1日，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召开董事会，决定坚决抵制法租界公董局的“勒令”，同时委托严信厚、叶澄衷二人为代表，走访上海道台衙门，要求清政府出面调停。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懦弱退让，助长了殖民者的贪欲，法国领事白藻泰反而于7月15日向上海道台发出最后通牒，责令四明公所交出产权。7月16日凌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侦察”号上的8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手持军械，与法租界巡捕一起强行拆除四明公所的三段围墙，并将看管公所的工人和投宿的1000多个宁波人赶出公所。愤怒的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搏斗，丧心病狂的法国强盗竟肆无忌惮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多人。7月17日晨，法租界公董局向租界内增加兵力，用高压水龙向聚集在十六铺小东门一带的示威群众喷射，海军陆战队、法国巡捕向人群射击，停泊在黄浦江的法舰也用散弹炮连续轰击。是日，群众死伤30余人，被捕10余人。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面对法国殖民者制造的惨案，旅沪甬人不但没有被吓倒，他们吸取20年前血案的教训，一方面“在洋行工作的宁波人全部罢职、罢工，轮船运输陷于停顿”，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商会董事带头关闭自己的商号、钱庄和工厂，积极参与罢工、罢市的斗争；另一方面，公推虞洽卿与沈洪赉负责联络和谈判工作。7月19日，虞洽卿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去谈判，要求法国殖民者必须立即退还四明公所。虞洽卿拿出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签订的协议书，明确指出：“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营，免其迁移。凡家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馆公董局令巡捕等随时照料，以全善举而敦和好。”但法方却避而不谈归还四明公所之事。谈判失败后，宁波同乡会愤怒谴责法租界当局和殖民者的暴行，号召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罢工、罢市的行列中来。虞洽卿对工人说：“我们工商界给你们撑腰，罢工期间所失工钱我们加倍补偿。”同时还组织了一次由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为代表的工商巨子参加的全市各界大游行。7月20日，广东同乡会等旅沪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先后上街示威游行，形成了一支30万人的示威大军。这是上海开埠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

面对上海市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法国人被迫再次同意谈判。7月24日由上海知县黄承宣出面，会同叶澄衷、严信厚、虞洽卿3人，到法驻沪领事馆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约定：

（1）法方对四明公所停止军事行动；

（2）华方由知县布告市民照常开市；

（3）善后工作及具作方案，待江苏藩司来沪后再行处理。

8月10日，上海道台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就四明公所一案签订了协定：

（1）四明公所之地，仍归甬人，但此后不得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

（2）华方毙伤等人援引同治十三年成例，由法方酌情予以抚恤；

（3）将八仙桥西首空地划归法国租界，起造医院、学校。

这场斗争尽管最后仍让法国殖民者达到了扩张目的，但毕竟也迫使法租界当局放弃了侵占四明公所的计划。

对这场斗争中“宁波帮”所起的作用，《虞洽卿先生略史及五十年大事记》这样记载：“先生追随严（信厚）、叶（澄衷）、沈（仲礼）诸公之后，奔走其间，多所建议，而抗身犯难之沈洪贲得有后援。”在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中，宁波籍工人的领导者是沈洪赉，上层出面调停的是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而直接奔走的是虞洽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