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给世界的诸多标签中，多是含有负面意义的符号：小脚、长辫子、鸦片、东亚病夫……为数不多的让世人惊叹的、正面积极的符号中，虎标万金油可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这种“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带着一股薄荷味的淡淡清香，对于应付常见的头疼发烧、蚊虫叮咬，可谓是颇有奇效。虎标万金油的发明者，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胡文虎。
胡文虎是一位客家人，原籍福建龙岩，1882年生于缅甸仰光，父亲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了一家名叫永安堂的中药铺。胡文虎十岁时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四年后又返回仰光随父亲学医。1908年父亲病故后，胡文虎和弟弟继承父业，并逐渐将药铺业务发扬光大。
南洋气候炎热，日光强烈，人容易中暑、头晕、疲乏。胡文虎悉心钻研，兼采中西药之长，并配以缅甸医药土方，研制新型药物。经过前后十多年的摸索、试验和加工，1920年，胡文虎研制出丹、膏、丸、散等简便成药。过后不久，便研制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5种方便药品，此等药品均以老虎图案为商标，因此又称五大“虎标良药”。虎标药品以万金油最负盛名，胡文虎的“万金油大王”美誉正是由此而来。
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的虎标良药产业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各地最缺乏的物资，除了武器弹药，就是药品。虎标良药在这个时期畅销于整个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地区，包括中国、东南亚以及印度这三大人口最多的市场。据经济学家估计，“虎标良药可能性的顾客相当于地球全人类的半数以上”，“万金油使胡文虎发财何止万金，而是无量数”。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与分析，当时胡氏永安堂最高年产值可达叻币（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文莱在英殖民地时期，由英殖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2亿元。
胡文虎头脑极为灵活，曾想出很多出其不意的招数来为自家产品做广告。但由于报纸不断提高广告费，胡文虎觉得与其花钱在人家的报纸上做广告，还不如干脆自己办一张报纸。说干就干，1929年1月，他在新加坡创办了《星洲日报》。两年之后，他又在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办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也正式发行。他还筹备在广州创办一份大型报纸《星粤日报》，并开始修建印刷厂，后因华南局势动乱，计划拖延了下来。
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办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请名记者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成为胡文虎星系报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办的《星槟日报》顺利出版了，唯在缅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但星系报业已是硕果累累，无疑是胡氏一生事业中的又一辉煌成就。“报业巨子”，又成为胡文虎新的名号。
胡文虎本人虽只读过几年书，然而他能独具慧眼，把握时机，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资金、人力去办报，终于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谓“适应时势，恰逢其时”。先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恐慌，继之是中国的“九一八”、“七七”事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人关心战争局势，新闻报道备受重视，报业也就无不利市三倍。
胡文虎制定的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他主张新闻自由，开明办报，不仅使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很有声誉，而且成为促进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胡氏亦被誉为“报业大王”。
当然，星系报业在宣传虎标良药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使万金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世人皆知；而万金油的兴旺，又为办报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文虎雄心未泯，决定东山再起。他除了迅速恢复战前已经出版的报纸外，又在福州创办《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此外，他还计划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北设立报馆，并恢复战时被日军拆毁的广州印刷厂，但因当时国内局势动乱，都未能实现。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创办英文报纸《虎报》。第二年，又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报》，甚至购置了专为运送报纸的私人飞机，这在当时的东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都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在舆论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这连胡氏本人都始料未及。
胡文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却思想通达，对报馆主编及编辑人员的任用也比较放手，只要能扩大报纸发行量就行。所以星系各报的立场、言论并不统一，同一报纸在不同时期立场、观点也不一样，甚至同一报纸的不同版面的立场、言论也不尽相同，均随主编及各版编辑的政治态度而定。
许多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俞颂华、郁达夫等，都曾在香港、新加坡星系报馆中任过主编、编辑。著名画家叶浅予、摄影家郎静山等也曾任图画副刊特约记者。星系报纸在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胡文虎本人也曾自称：“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与。”
这位报业巨子还是位古道热肠的慈善家和具有拳拳爱国心的仁人志士。在扩充自身产业的同时，胡文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忠义信条和人生哲理，规定每年所得利润的25%（后来又增至60%），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费用，制定了在全国兴建“千所小学”、“百所医院”的宏伟规划。
抗日战争期间，胡氏以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总会常委和南洋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投入抗日募捐活动，至1938年共认购公债1300万元，义捐款2000万元，合计3300万元，其中胡文虎一人就达300万元之巨。他致电国民政府所属机构表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在报道中证实，胡文虎在“抗日战争中，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他在抗战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胡文虎的历史功绩，被世代传颂着。他最爱唱的儿歌成为客家祖地的流行歌曲：“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人生就为一口气，佛爷也争一炉香，阿妈盼我快长大，做个炎黄好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