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树楷（1876—1950），字培植，祁县申村人。清光绪二年（1876），申树楷出生于山西祁县申村的一户贫寒农家。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为了让全家能够勉强糊口，申树楷的祖父甚至不得不卖掉房屋，这对小小年纪的申树楷影响颇大，从小他就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有所作为，使全家过上好日子。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年纪很小的时候申树楷便辍学跟着父亲和祖父下地干农活。但他生性聪颖，尤其喜欢读书，在农闲时和夜晚总是找些书来读，有时甚至手不释卷，忘记了吃饭。十来岁时，申树楷有幸进入太谷的一所学堂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更是异常刻苦，学识大有长进。
15岁时，经人保荐申树楷进入祁县合盛元票号当学徒，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一个机会。票号兴起之后，由于利润巨大，掌柜、伙计的薪俸极高，如果能够顶身股的话，还会有巨额的分红，当地的许多人都想进入票号当个学徒。合盛元票号起先是一个茶庄，财东是祁县荣任堡郭源逢和城关张廷将，票号兴起之后，见其利润巨大，于道光十七年（1837）改组成为票号。改组之初，东家出资6万两白银，分为10股，每股6000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西联巷，首任经理为梁寿昌。由于经营有方，不久之后，便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营口、西安、开封、上海、安庆、汉口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业务的发展，资本金先是增加到10万两，到19世纪80年代进一步增加到50万两，号上的公积金有650万两，加上客户的存款，资产达到上千万两。从进入合盛元当学徒那天起，申树楷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进号后，他从苦练基本功做起，兢兢业业，处处用心，刻苦钻研业务，以号为家，一切都按号规行事，不敢有丝毫差错。仅仅四年时间，便熟练掌握了票号的全套业务和往来过局等机巧，加之精明能干，为人谦虚谨慎，深受东家和掌柜的赏识。甚至在商议票号的一些大事时，掌柜常常让他破例列席，他也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让东家、掌柜和伙友刮目相看。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东北营口等地被日本侵占，受此影响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经营困难，濒临倒闭。在祁县的东家郭嵘与总号大掌柜贺洪心急如焚，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即刻派得力人员到营口“阅边”，进行实地调查，以便提出解决办法，扭转局面。因为申树楷一向有胆有识，东家郭嵘私下征询他的意见，申树楷说：“营口被占，外国银行大有挤进之势，我票号面临极大挑战，如不对分庄进行整顿，大胆开拓，将有倒闭之危险。但祁县距营口四千里之遥，遇事按常规消息传递再行决策，必然耽误时日，况且以‘阅边’身份到营口，遇事只能侧面了解，从旁建议，不便当机立断。如果东家知人善认，应给赴营口者以名正言顺之职权。”东家郭嵘和大掌柜贺洪如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同时见申树楷确实胆识过人，言之有理，便当场决定任命申树楷为营口分号掌柜，立即走马上任，并准其到营口以后，凡事不需先行汇报，可自行处置。当时申树楷年仅18岁，他立即动身，马不停蹄到达营口，随即与上任掌柜进行了交接，为了便于开展业务，起用原管账先生为二掌柜，协助整顿号务。
申树楷一边接管业务，一边调查研究，调查中发现合盛元营口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则主要是借给钱庄、官吏以及殷实商家。在此战乱期间，营口人心惶惶，存款者纷纷提现，放款又一时无法收回。日寇侵占营口后，当地人心浮动，社会骚乱，再无大宗汇兑业务，各钱庄、票号对随之而来的大量日本商人心怀敌意，不愿与其交往，而日商对中国商人更怀有戒备，使得票号业务无法开展，陷入困境。合盛元营口分号本来实力雄厚，清偿能力极强，但因政局动荡，各家金融机构均收缩观望，以致业务停滞。申树楷在调查中发现，日俄战争以后，大量多日本商人来到东北，特别看中东北大豆、豆油、豆饼，而中国人很喜欢日本的火柴、海味、杂货，不久之后，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市场。见此情势，申树楷认为，日本商人也是商人，趁此时机直接与日本商人做买卖，说不定还可以使票号业务越做越大，越做越远。于是他让伙友放胆与日商联系，寻找机会开展业务，但是他发现，双方还是有许多疑虑，不敢放开手脚。他主动寻找机会，亲自与日商打交道，找到一个比较可靠的日本人，大胆地突破晋商只用山西人的几百年老规矩，雇用这位日本人做合盛元的“跑街”，向日商招揽生意。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仅基本解除了双方的疑虑，而且业务局面很快被打开，连对日本人做生意的语言翻译问题也解决了。在这一经营方略确立之后，生意停滞的局面很快便被打破，合盛元营口分号不仅没有停业，业务还日渐扩大并稳步发展。
稳住营口以后，申树楷把视线移向整个东北地区，建议总号先后在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丹东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大力开展业务，以营口为基地，大胆开拓，一方面与日商、俄商竞争发展；一方而抓紧时机向国外扩展业务。他自己首先看中了地处吉林东北边陲的丹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丹东建立了分店，其实他心里想到是位于鸭绿江彼岸的朝鲜新义州，丹东只是他打算开拓朝鲜市场的一个桥头堡。在丹东的业务稳定之后，申树楷于1898年在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并于1900年改为支号，此后不久又增设南奎山支号。由此，合盛元票号在朝鲜承揽了大量业务。
此时，远在山西祁县的东家郭嵘和大掌柜贺洪如看到申树楷的成功十分欢喜，遂想到洋人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等，接二连三涌入中国，承揽业务，我山西票号与洋人银行营业性质相同，洋人银行可以来我国赚取我国利润，我们为什么不把票号设往东洋和南洋？更何况我国在东西洋及南洋群岛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为数众多，留学欧日的学生也不下万人，他们因其所在国无本国银行，存放汇兑无不仰洋人之鼻息。海外华商侨民汇兑，悉由外国银行操办，利源外流，中国商务大受其困。我山西票号要设分号于外洋，须先将合盛元设于东瀛。东家、大掌柜所想与申树楷所做和谐默契，总号便于光绪三十二年冬（1906）派申树楷率伙友若干，携巨款一笔，冒严寒乘风破浪，赶赴日本神户，几经周折，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三十日，在神户建起了中国在国外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其后，申树楷马不停蹄，不辞辛劳，穿梭于横滨、东京、大阪等处，筹划设立合盛元的出张所，但当地政府说外籍商人在东京开设银行，必须报请该国政府最高当局核准。面对阻拦，申树楷毫不动摇，继续奔波于日本官方各署，四处呈文；同时恳请中国驻日本领事及驻日朋友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间斡旋，耗时半年之久，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签准下，由清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领事再向日本大藏大臣饭谷芳藏再次转达并递交证明书等文案，方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中国合盛元票号在日本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仁川等几处出张所先后成立。合盛元票号成为第一家开设国际汇兑，跻身国际市场的票号。为了统一管理，祁县合盛元总号决定，凡合盛元海外支店、出张所统一由申树楷管辖。合盛元海外支店和出张所除汇兑中国出使人员经费及官费生留学费用等款项外，同时为日商办理商业汇兑。对国内通汇以天津、上海为大宗，仅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全年汇兑额都在2000万元以上。清廷王公大臣亦盛赞合盛元票号“开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亟应优予提倡”。
自从申树楷整顿营口、振兴东北、拓展日朝业务，到辛亥革命前夕十数年间，合盛元票号的分支机构扩大了三倍，合盛元进入了鼎盛时期，每1股（10000两为1股）大账期分红时最高达到14000两白银，包括货币资本股和人力资本股。劳资双方无不佩服这位理财家申树楷的贡献。
正当合盛元在日本站稳脚跟，蓄势发展，拟将海外银行推及西洋、南洋各埠之时，军阀混战，溃兵骚乱，票号被掠，损失惨重，政府存款逼提，贷款无人归还，票号根基动摇，各地蜂拥挤兑，在股东负无限责任的制度下，数十家票号无一逃脱破产的厄运。辛亥革命后，合盛元票号也是日趋衰败，仅留下祁县老号一所，作为处理东伙善后事宜的机构，最终于1914年宣告歇业。
再好的理财家也难以改变政局。但是理财家毕竟精于生财之道，1920年申树楷回到了他的老家祁县申村，出资修建了两座大院，购买了一百多亩良田，用以安度晚年。但久经商场的申树楷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自己开设“永祥泰”商号，经营杂货，成为申村富翁。1950年，申树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