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山西票号赢利分红大增的原因，一方面是汇兑巨额官款和军饷，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懂经营、会管理、善交际的职业经理家队伍。阎维藩结交福州都司恩寿，为其支垫官款15万，后来恩寿步步高升予以高额回报。为了争夺人才，乔家重聘阎维藩出任大德恒总经理。阎知恩图报，使乔家生意大兴。晚年，阎维藩重视人才，奖掖后进，投资实业，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一、结交恩寿

阎维藩（1858—1949），字竹圃，祁县下古县村人。幼年家境贫寒，自幼勤奋好学，17岁入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因态度谦恭，应对灵活，深得掌柜赏识。学徒期满后，被派往福州分号做事。在福州结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他结为金兰之好。从此，福州的地方经费和军饷调拨全由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办。三年即赢利达五、六万两之多。其时，清朝政府，政治腐败，买官鬻爵，恩寿有意钻营升迁，但苦于没有银两贿赂上司。阎维藩趁机为恩寿支垫白银15万两。后来，此事为平遥总号发现，认为阎维藩私自结交官吏，支垫银两，违背号规，应予处罚，于是便派人前往福州查处。但查处人员刚到福州时，恩寿晋升为汉口将军的圣旨正好下达。面对这种现实，查处之事，只好作罢。光绪二十年（1894），恩寿已将本利一并还清，阎维藩决定辞职还乡，另谋他途。当他途经汉口时，恩寿亲自带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并下榻将军府内，临别之际又亲书一信，让阎维藩面交山西巡抚胡聘之，托其关照。

二、乔家重聘

阎维藩的才干和深受清廷将军恩寿赏识的消息不胫而走，乔在中堂大德恒、大德通票号驻汉口的分号，将此消息很快用书信禀报了东家乔致庸。乔致庸闻讯大喜，因为他认为，阎维藩既精通业务又善于与官府交结，是个十分难道的人才。于是便派次子乔景仪专程前往途中迎接，礼聘阎维藩为大德恒总号执事（即总经理），许以全权处理业务。从此，直至1920年，阎维藩总揽大德恒号事达26年之久。为报答乔家的知遇之恩，阎维藩殉精竭虑，苦心经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辛亥革命期间，阎维藩审时度势，调度有方，分别采取了“少存多放”“南存北放”或“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等针对性策略，大德恒业务日益兴隆，赢利倍增。

三、奖掖后进

阎维藩特别尊重人才，山西省商界、金融界名人如贾继英、阎士秀、张秀模等，皆为其一手提拔。他办事注重实效，革旧布新，着眼未来。民国初年，他锐意发展地方民族工业，任祁县益晋公司董事长，并积极筹资入股兴办太原造纸厂、晋生纺织厂、太原卷烟厂等。民国八年（1919），出任山西省银行首任总经理，其后又担任了山西商会副会长，极力整顿商行，维护山西商人的社会信用和道德声誉。他还将自己所积资财，用于回乡兴办学校，奖掖后进，遴选人才以及充实工商界的实力。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捐献抗日救亡费5000元，并当众销毁1000余元债券，他对债务人说：“国难当头，还说什么你借我的，我借你的。”1938年，日寇侵占祁县后，他拒绝出任祁县伪县长职，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1946年，被选为祁县民主政府首席参议，捐银元4000余元，小麦1.5万公斤，土改中定为开明绅士，1949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