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帮(晋商)乔贵发包头创业及粮食期货生意

乔家大院的第一块基石,由其第一代主人乔贵发奠定。祁县乔家发迹始于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家中一贫如洗,幼年时不得不寄人篱下,投靠祁县东观镇舅父家中,颇受舅母歧视和虐待。稍长大后回到乔家堡村,独自过着无依无靠衣不裹体的光棍生活。为了糊口,他经常给人家帮佣,村中如有红白喜事、起房盖屋,苦力差事总是他干,早年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吃苦耐劳朴实正直的性格。有一次,其本家堂侄娶亲,乔贵发照例去帮忙,按当地乡俗,娶亲第三天,新郎新娘要拜认所有亲戚,等到该拜见乔贵发时,不料受到势利乡邻们的嘲讽,有人竟把他同富裕亲戚比攀,并当众羞辱他,引来众人哄堂大笑。乔贵发正当血气方刚之年,人穷志不短,一怒之下便于清朝前期出走口外归化城闯荡。1736年(清乾隆元年),不满十八岁的乔贵发踏上走西口之路,在包头西脑包,这个当时还是荒无人烟的小村落,开始在一家店铺当伙计,而后给东家赶骆驼,冒着风沙酷暑,长年累月往返于大漠戈壁。靠拉骆驼、卖草料、种蔬菜、磨豆腐创业起家,再后来稍有积蓄便从小本生意起步,卖蔬菜、生豆芽、开草料铺。到雍正末年自己独资开设广盛公杂货店,生意日趋兴隆。此后逐渐发展为以日用百货为主,兼营钱庄、当铺、粮行的中档商人,为乔氏家族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奋斗近二十多年后乔贵发衣锦还乡。回乡后年已过四十的乔贵发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拒绝了上门提亲的许多富家小姐,而是娶了个带着两个男孩的寡妇做自己的结发妻子,并为她盖了房子。那房子至今矗立在乔家堡村的东北角,并不张扬气派,但坚实牢固,墙壁厚实。乔贵发的这一举动,折射了他什么样的内心情感逻辑,又与乔家乃至晋商称雄五百年有怎样的关系?

乔贵发最初走西口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贫穷。乔贵发幼年失怙,父母双亡,寄养在东观镇舅舅家。

乔贵发走西口时十七八岁,年少气盛。十几年过去后,他衣锦还乡,已经是发了大财的“复盛公”老板,再也没有人敢看不起他。而这位大老板回乡后,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娶了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以乔贵发当时的财力,堪比今日的钻石王老五,他几乎可以在当地挑选任何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做老婆,但他却不顾街坊议论娶了个寡妇。原来,在乔贵发还一贫如洗,堂亲婚宴上受到许多人嘲笑时,当年这位小媳妇却说:“不要门缝缝里小瞧人、看不起人,说不定乔贵发以后会挣大钱、有大出息呢!”这句当时可能是不经意的话却在乔贵发的心目中留下永久的痕迹,给乔贵发带来深深触动,所以当他创业致富,有了社会地位之后,便毫不犹豫地与这位给过他一句温暖人心的寡妇分享财富,对她的孩子视如己出,临终时也分给他们家产。

乔贵发走西口、娶寡妇的两个细节是他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和内心情感底蕴的体现:贫时不丧失尊严,富时不丢掉情义。这也是整个晋商群体成功的核心因素。梳理走西口路上成功的山西商人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共性:走出去的原动力是追求尊严,走得好的恒动力是能以义制利。他们的故事告诉世人,梦想与伦理其实是商业行为里最大的资本,可以释放出强大而持久的效应。重走西口路,便在于重新挖掘这种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在当前的商业环境里,多个行业被曝出种种潜规则,究其原因便在于责任感的缺失与价值感的偏离。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讲演中语重心长地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共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类似《财富》和《福布斯》这样的商业杂志也在企业排名评比时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足见社会责任之于企业的重要性。重读晋商故事,重新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为其注入“道德的血液”,是我们后人重走西口路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十七八岁的乔贵发为什么一怒之下闯西口?在异乡成为大老板后的他衣锦还乡又为何要娶个带着两个男孩的寡妇?这一举动折射了晋商什么样的道德价值和内心情感底蕴?与晋商的核心管理制度又有什么关系……从乔贵发娶寡妇说起,来管窥晋商称雄五百年的核心人格魅力。

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乔贵发在包头一干就是30年。到乾隆初年,其商业规模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除复盛公、复盛西两座当铺外,还经营着复盛公粮店和复盛菜园。乾隆十六年(1751),年已48岁的乔贵发才回到老家祁县成亲。他没有按当地门当户对的风俗,聘娶有钱人家的女子,而是抱定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的主意,出人意料地和早年有恩于他的一位程氏寡妇结婚。程氏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名叫全德,婚后又生二子,取名全义、全美。其后乔贵发将商业房产分为三堂,长子全德分“德星堂”,次子全义为“保和堂”,三子全美名“在中堂”。乔全德生一子,名致祥;乔全义生二子,名致中、致远;乔全美也生有致广、致庸两个儿子。其长子乔致广早死,次子乔致庸即“在中堂”主人。

《乔家大院》剧中开头多次讲到高粱霸盘,这是借太谷曹家在东北做高粱典故发挥的杰作。有一年夏,曹家掌柜回家路过辽阳,在高梁地里拉屎后折断一棵高粱秆,无意中发现虫害,当时许多商家见高粱长势喜人,以为秋后高粱丰收价格必大跌,纷纷抛售。曹家商号则由虫灾联想到秋后高粱必减产涨价,于是大量低价买进高粱,结果秋后大赚一笔。这一方面说明市场风险,同时可见只要留心时时处处有赚钱商机,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晋商的粮食期货贸易。

“民以食为天”,自古至今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人民温饱的头等大事,也是晋商经销的大宗商品。清代嘉道年间,晋中商人开设了中国最早的粮食期货交易。嘉庆三年(1798)后乔家广盛公商号在蒙古包头等地做一种带有期货萌芽叫“买树梢”的生意,农牧民在春季向商号贷款,以所种青苗和所养牲畜作抵押,议定粮食、牲畜价格,到秋后不管年成丰歉,照原定价格交粮畜。这比1848年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半个世纪。到道光十四年(1834),晋商在晋中寿阳粮食市场进行买空卖空的期货合同交易更为普遍。当时的大学士寿阳人祁寯藻在著名农书《马首农言》中有详细记载:“更有甚者,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这是典型完备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可以说晋商是我国最早的期货经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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