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发展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第一家，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至清末大致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票号最初发展的30年，即道光初年至咸丰二年，初步形成了票号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发展的格局，分号涉及全国近30个工商业重镇，把银行推向全国，大大改变了账局只在北方少数城镇设庄的不平衡现象，基本形成全国范围融通资本的局面，山西帮商人声誉空前。
日升昌开业不久，经理与副经理权力之争发生矛盾，第一副经理毛鸿翙出走，却带动了几家票号的兴起，出现了“蔚字五联号”，平遥县票号发展为6家。至咸丰年间日升昌一支平遥帮有票号11～14家，后来的发展更是速度惊人。
在这个阶段，每个分号一年收交汇兑款项，在30万两至130万两之间，全体票号估计汇兑银两总数在1.2亿两左右。如此大额的银两汇兑，如果是运现的话，每鞘装银千两，要装12万鞘，一马驮两鞘，需马6万匹，耗费的畜力、人力和财力是惊人的。而票号承担了汇兑，无疑是社会劳动的极大节约。据4个分号账册统计，共有存款170752两，放款206703两。由此说明，票号经过30年的发展，在各地市场上已经成为工商业的贷者和借者的中介，在工商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票号继承工商会票的经验，开始经营票汇，接着就经营信汇，而且信汇往往又与存放款相结合，既搞顺汇，又搞逆汇。对于远期票汇，还搞“认利预兑”的贴现业务。这一切表明，票号对汇兑方式和贴现业务都做出了贡献，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第二阶段是票号发展受挫折的10年，即自咸丰三年至十一年（1861），由于太平军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票号两次收撤分号，紧缩业务，裁减职工。
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是农民群众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又一次革命运动。由广西而湖南，待至湖北武昌和汉口，已经是咸丰三年了。从此年开始，由汉口向东，遍及长江中下游各重镇，并分派一支部队由皖、豫、晋、直向北挺进，在斯年春建都南京。咸丰十年，太平军击破清江南大营后开始东征，占领苏州、杭州。中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石达开率精锐部队十余万人，先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从咸丰九年又转入湖南、广西、湖北、四川等省，至同治二年在四川大渡河被清军包围而失败，前后达十余年。
在太平军活动期间，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在沙俄和美国支持下，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六年，英国军舰进犯珠江内河，次年末占领广州，咸丰八年三月军舰北上，炮轰大沽炮台，四月进犯天津，迫使清政府求和，接着签订《天津条约》。咸丰九年借“换约”之名，再次占领天津，咸丰十年九月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
在太平军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凡涉及交战和惊慌的城镇，票号前后有两次大的撤庄，收庄裁员，业务不景气。
第三阶段是票号大发展的30年，即同治元年至光绪十九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有三：一是经营活动的城镇比以前增加了。上海的票号多达24家，设庄城市发展到60多个，每家票号分号增至14～24个。二是山西帮之外，南帮票号兴起。胡光墉的阜康票号、云南王炽的天顺祥票号为南帮之发端，最著名的是严信厚的源丰润票号和李经楚的义善源票号。同时，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也开始设立票号。三是票号开始汇兑部分省份上交户部和内务府的京饷及派拨陕甘、云南、新疆和海军衙门等等的协饷。随着我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票号开始经营电报汇兑。至此，我国票汇、信汇、电汇三种汇兑方式，在票号经营过程中已发展完善。
在这个阶段，票号资本和存款都有很大增加，使它融通资本的能力扩大，除工商业放款外，各地钱庄成了它扶助的重要对象，钱庄之盛，盛于票号放款。外商在沪银行，给钱庄的放款，每岁不止数百万。于是国内的商贾也开始通过商号放款。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机器工业。先是洋务派创办的军工和民用工业，到90年代共有42个，花费经费和资本6200万两，雇用工人3万多人。70年代开始有了民族资本工业，至90年代初，大小企业有136个，资本约500万两，工人3万左右。机器工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成熟阶段发展的开始。工场手工业、机器工业离不开银行帮助，而票号居于全国银行的首位，资本雄厚，活动地域广，所以票号或多或少都同机器工业的产生有着联系。
凡此种种说明，票号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工商业、银行业和国家财政都有赖于票号融通和流转。
第四阶段是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并存的时期，即光绪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94～1911）。这个时期，帝国主义掀起侵华浪潮，输入商品和资本侵略的同时，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战争和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割地赔款，建立它们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危机的袭击下，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成立银行、官银钱号，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出现了大清银行（初为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官办大小银行排挤票号的局面，加之倒账增多，票号生存危险。
票号的极盛，表现为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大增，盈利空前绝后。
汇兑业务增加是国内国际贸易发展和列强勒索赔款的结果。中国对外贸易额，1894年为2.9亿两，1901年为4.38亿两，1905年为6.74亿两，1910年为8.43亿两，15年增加了1.9倍。甲午赔款及还辽费用23亿两（清政府无力支付，转向俄、法、英、德4国借款），庚子赔款4.5亿两。庚子赔款和各项外债（通常谓八项借款），每年各省摊还款数，1895年为1056.1万两，1902年增为4772.4万两。在国内国际贸易发展和偿付赔款外债下，票号汇兑业务也就必然增加。
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增加，是与票号向更多偏远城镇扩展分不开的。如汕头、赊镇、洛阳、打箭炉、自流井、雅州、泸州、巴塘、拉萨、宁夏、黑龙江、吉林、长春、锦州、赤峰、热河、多伦、获鹿、镇扛、周村、安东、济宁、亳州、徐州等等地方都是外商很少去的。因而至清末，票号在全国重点城镇有50个，一般城镇有43个，共计93个城镇，都设有自己的分号。同时，合盛元票号于1906年秋去日本神户设立了分号，接着又在横滨、大阪和朝鲜仁川设立了账所，搞起国际金融业务，开创了中国银行业海外设行的新纪元。
分支机构的扩展，业务的增加，带来盈利和分红大幅度的增长。上海各项商业的最多获利者，首推各大钱庄。江西省各项生意获利者，除大盐商外，则推票号、大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