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兴起

在清朝嘉庆以前是书信不通的落后时代，出外经商做工要与家庭、店铺相互通信或传递市场信息，只能靠回乡亲朋捎信和自己伙计送信。如果出外经商人没有亲朋回乡探亲捎信的条件，即使出外几十年或者早已客死异乡，家里的父母妻子仍是久无音信而苦苦地等着。试想，在民间通信如此落后的条件下，账局不经营汇兑应该说是合理的，票号也不可能产生。因为经营汇总业务，总号与分号之间，必然要有许多的收信来相互通报业务，这些书信如果自己去送递，那怎么可能呢？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聪明的浙江宁波商人，看到了工商业和出外经商做工人的通信需求，以及书信不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们交往的严重障碍，一举于嘉庆年间创办了中国的民信局。“其主其伙大都皆宁波人，东西南北，无不设立。”据调查，道光二年（1822）在汉口有胡万昌信局；道光三年（1823）在重庆有松柏长信局。至清宣统年间，安徽芜湖县有17家信局，计：森昌、福兴润、政大源、全泰盛、全泰洽、太古晋、金昌仁、乾昌、铨昌祥、裕兴福、裕兴康、协兴昌、松兴公、老福兴、亿大、胡万昌、正和信。急足或专足，是为某人某号专递一封信的，资费很高，有限定日期，早到加资，迟到罚资的规定。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839年1月12日），林则徐在广州向福建老家寄一封家书，“交郭恩信局付捷足带闽，限本月二十三日送到”，限期15天，“在广先付脚资两元，如期到闽，再付两元，早一日加一元，迟一日扣半元”。

自从宁波商人创办了民信局，并把民信局推及全国各大都会、小镇市以来，既结束了我国数千年以来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又为工商业沟通信息提供了方便，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在客观上提供了传递书信和为汇款者传递会票的条件，票号应运而生成为可能。

康熙、乾隆年间是中国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活跃时期，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嘉庆朝以后，内外贸易的发展与社会的不安定，延续数千年的埠际间运送现银的货币清算方式，愈来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工商业普遍而迫切地要求改变运送现银的货币清算方式为划拨清算方式，并要求银行业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来为工商业发展服务。

促使改变现行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另一个因素，是农民起义和农业灾荒形成的社会不安定，道路不靖，工商业为资本在旅途中容易丢失而担忧，即使交镖局保镖运送也不是万无一失，于是要求改运现为汇兑的呼声也就越高。嘉庆元年至十八年（1796～1813），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等行省，白莲教起义连续发生。白莲教一个支派天理教，很早就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省传教，教徒大多是贫苦农民。天理教首领林清，长期在顺天府大兴县传教，李文成在河南滑县一带传教。林清、李文成跟山东、直隶教徒约定，在嘉庆十八年起义。起义消息在滑县泄露，李文成被捕入狱。李妻张氏领导教徒提前起义，九月七日攻入滑县，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并攻占了浚县城。林清没有得到滑县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约定的九月十五日，率教徒200多人进入京城，分头从东华门和西华门攻进紫禁城，清廷急忙调来火器营镇压。这次起义虽失败了，但对清廷和工商业所引起的惊慌和旅途不安的担忧，并不是一时可以消除的。

清嘉庆年间出现的正反两种不同的形势，即民信局兴起、国内国际贸易引起的大量的货币流通和农民起义道路不靖，使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运现的艰难和危险。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善于接受工商会票经验并且善于创新的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把西裕成改组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揭开了中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西裕成颜料庄，总庄和制造颜料工场设在平遥，在北京前门外草厂十条设有分庄，具有从事汇兑的机构条件，而账局却没有这种条件。这就是不是由账局先经营汇兑业务，而是由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先经营汇兑业务的原因。

日升昌问世后，由于它是新兴事业，对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人为它写下了一副夸耀的对联，用木刻制成，悬挂在日升昌院内过厅的两柱上，保存至今。联曰：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日升昌创立年代，历史上众说纷纭。英国在华传教士艾约瑟1965年出版的《中国银行与物价》一书中有“山西票号”一节，认为山西票号产生于唐朝初期，即公元600年。1915年英国人瓦格尔出版的《中国金融与银行》第四章“中国的银行”也附和艾氏的观点，并且断定中国从公元900年就已经开始经营政府赋税银两的汇兑业务，“到11世纪，山西票庄从实际上看来，很像国家银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