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帮(晋商)的兴衰

1.源远流长

山西商业传统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山西南部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交易活动。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看中山西“沃饶而近盐”的地理条件,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活跃在河东地区的著名大商贾猗顿,涉足盐业和畜牧业,世称陶朱猗顿之富。汉代,马邑(今朔州)商人聂壹和太原商人王烈已将活动区域伸展至辽东和西北。魏晋南北朝时,繁畤商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隋唐时期,武则天的父亲因贩卖木材而大富,后来支持李渊晋阳起兵,当上了礼部尚书。宋元时期,山西整个商业尚称发达,商业税居全国第五位。

2.成长于明代

明朝建立后,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北部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之中,时有战乱发生。中国北部九个边镇构成的防御屏障,东起辽东镇东海岸,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千米,平时驻军达八十多万,大批兵马自然需要巨额粮饷供应。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应的矛盾,明王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一项对晋商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按官府要求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物资,即可获得盐的专卖权。

此外,汉蒙两族之间贸易互补性很强,蒙古族需要内地的粮、布、棉、丝、铁器和其他各种生活用品,汉族也需要蒙古族的马匹、皮毛等物资。山西“极临边地”,正处在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的中间地带,历来在两种经济的互补贸易中占有优势。明代马市和茶市的开放虽然是有限的,但也给山西商人带来了新的重要商机,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优势,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力量。

大规模移民也促进了晋商的成长。山西地狭人稠,土瘠民贫,十年九旱,民食不足。山西南部和中部战事较少,人口相对较多。当发生较大灾荒之时,有众多的山西灾民逃往异乡,附籍当地。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和不断迁往各地的逃民,必然增强山西与各地的联系,增加山西人外出经商的机会,为晋商涉足京师,并向冀、鲁、豫、陕和内蒙古等地开拓发展创造了条件。

3.崛起于清代前期

从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出现了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乾嘉盛世”的极盛时期。山海关外、内外蒙古和新疆等北部边疆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与之相邻相近的山西也较早实现了稳定;较之明代,清代放宽了边禁,扩大了边地各族互市贸易的开放程度;清朝初期在恰克图开设了陆路外贸口岸,它曾是全国唯一的外贸口岸,后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与广东海上外贸口岸并列的全国仅有的两个口岸之一;相对于明朝,清朝实行了较为开明的重商和恤商政策,也为地处北方、已在边地贸易中具有一定优势的晋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发展环境。晋中商帮正是在这一百七十多年中,借助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形成了巨大的商人群体,足迹遍布各国各地。

4.清代后期达到巅峰

从道光年间开始,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道光三年(1823)首创票号,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形成金融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中经咸丰、同治两代,直到光绪末年,历经四朝,历时八十余年。

道光、咸丰年间,可以作为晋中商帮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晋中商帮的兴盛,是中国商品经济和晋中商帮自身正常发展的延续和必然结果,正如日升昌票号著名的楹联所书,是“日丽中天”。然而,在同治、光绪年间,晋商的繁荣却是一种畸形的、潜伏着巨大危机的繁荣。因为那是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特殊商机,尽管从表面看是“极盛”,但反过来就是“盛极”,会转化为盛极而衰,一落千丈。

5.民国时期走向衰败

进入民国时期,战乱连年,国无宁日。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西,占领8年之久,这是国家和民族的空前浩劫和灾难,也是对晋商的毁灭性打击。从此,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晋商走向了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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