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山西商人走向辉煌的时期。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合。

天时

天时是指明朝实施“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上文说过山西人原本不想经商，他们恋家也保守，山西人之所以能经商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193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明朝初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势力全部结束，但退居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且不断南下与明王朝发生战争。山西由于地处北国边缘，为明政府的主要防守屏障，大同在辽时就已经是“西京”了。因此明政府在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特别注重山西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的设置，这些防御体系的设置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政治与经济。

明朝建国后，改元朝的“行中书省制”为“承宣布政使司”。后来，又分全国为京师、南京两直隶府、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而山西即为十三省之一，另设太原都指挥使司与山西布政使司同级，山西的地位由此更加重要。

此后明政府为了防止外族入侵而大修长城，山西一段又是长城的关键部分，故在此驻扎了将近八十万大军，这样其军需补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政府颁布了一个叫“开中制”的优惠政策，鼓励商人运粮换盐，而山西人由于近水楼台，故自然而然的首先涉足了商海，接受了初步的商业启蒙，为以后晋商三、四百年的繁荣揭开了序幕。

地理

地理是指山西在当时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途经山西；其次是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为晋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有史以来，河流山岭的地质外貌就对山西历代政区的沿革与经济区域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说政区，山西四周皆为山河所环绕，与邻省接壤多以山河为主。其东和东南，与河北、河南以太行山为划分；西和西南，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望；北方的界线尽管历代多有变化，明清时甚至包括了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但从地理要素的不同和人文经济的差异上讲，真正起作用的是明长城，所以说，明长城基本上就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默认的分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把南京定为都城，但是他死了以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把都城迁到了北京。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正好是北京到陕西必经的陆路交通要道，而包括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地的太原周围地区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所以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于是该地区的经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用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人合

人合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十分重视人和的作用，重视与各方面的和谐共处。山西商号之间是讲相与、讲帮靠、讲互济，而与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当时山西著名的商号大多与清政府的要员来往甚密，以其为发展后台：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志成信票号交好粤海关监督，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门升昌票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结交政府官员，给晋商尤其是票号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官商之间达到了共存共荣的程度。官员得到晋商财物上不遗余力的支持，使自己的仕途畅通无阻，平步青云；而晋商也因此声威大壮，并获得了大量低息或无息存款，赚取了巨额利润。就拿百川通票号来说，据史料记载，渠源浈投资30万两白银开办了票号，起步阶段每个帐期的分红也就是每股1万两左右的白银，后来存入了满清旗人的一笔存款，数额达3000万两白银，利息分文不要，在这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放款日益增多，利润大长，每股分红高达2.23万两，共计30股，这次分红利润达66万多两白银，百川通票号共开办59年，赚得利润近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官商相合之威力！

有了天时、地理、人合的相助，再加上晋商独特的经商头脑和勤奋的经商精神，很快的，晋商就开始“威震”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