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对取消编制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对长期以来事业单位编制管理问题情绪化的条件反射。从人员编制角度来看，编制管理的目的在于调控公共部门就业规模、控制公共部门的人力成本，使公共机构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有效的平衡。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受主客观条件制约，编制管理在理念、方式、效果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编制控制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不适应

事业单位作为国家设立的、承担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专门机构，其工作人员是公共部门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是行政机关编制人员的3倍以上，在发达国家，类似机构的就业规模占公共部门总就业的70%以上，其人员规模需要与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相适应。按照公共就业的“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经济发展会创造新的公共服务需求，并且公共服务的增长速度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预测为个别国家以及跨国的研究所证明。在特定时期内，公共部门的规模可以根据政府支出占GDP的份额或政府雇员占总人口和劳动力的比例来进行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显著提高，但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并未做出全面、及时的调整，不能很好地适应公共服务增长需求。

2.编制管理与事业单位发展需求不匹配

编制核定滞后于单位职能扩张和事业单位发展是事业单位普遍反映出的共性问题。随着人口流动，城镇义务教育学生数量剧增，但教职人员编制调整困难；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对高等学校教师需求增大，但人员编制和经费增速有限；城市公立医院门诊需求、手术数量与设施规模不断增长，人员编制也难以满足需要，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事业单位对编制控制的无奈，也成为大量编外用人的根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编外用人的原因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占37.4%；其次是职能增加，占18.4%；编外用人机制灵活、效率高的占13.5%。

3.编制数量与实际用工数量背离严重

尽管编制管理对编制数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但对编制外用人则采取了放任态度，事业单位不仅利用自筹经费使用编外人员，也利用财政经费聘用临时人员，导致事业单位编外用人规模不断扩大，有的达到编内人员的数倍之多。大规模编外人员的存在，使编制控制失去了其本来意义。

4.编制短缺导致编制功能异化

编制的基本功能是员额控制。但在编制有限的情况下，编制成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由于编外人员管理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编外人员管理经费来源多样、编外人员身份不具合法性、编外管理随意性大，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在权利、地位和待遇上存在较大差距。如在养老保险改革中，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不同的保险管理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编制身份意识。能否入编成为个人选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单位引进人才的重要筹码。编制的身份化、福利化，导致编制功能异化，有违编制管理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