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科学管理学派的出现，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和科学管理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吉尔布雷斯，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一个新的管理时代，为现代管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科学管理思想的出现，与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要使生产力得到不断提高，雇主和工人双方都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必须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努力提高生产效率。泰勒深入实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工时制为基础，提出了在工厂和企业实行科学管理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美国工业需要在管理方法和制度以及产品的销售方面进行改进的愿望，推动了美国工业向大规模企业的转型。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是一位西方古典管理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正如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所言：“泰勒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形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的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作为泰勒的追随者之一，吉尔布雷斯的“动作研究”和泰勒的“时间研究”有着相同之处，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精简一些不必要的动作，减轻疲劳和提高劳动效率。比泰勒更加进步的是，吉尔布雷斯的研究证明了必须关心工人，科学管理并不是要扼杀工人的创造力，而是要更加科学地培养工人。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也对泰勒及其科学管理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非常有趣的是，管理理论的实际运用并非始于企业管理，而是始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泰勒最早使用了现代意义的‘管理’和‘管理者’的概念。”  他指出：“科学管理是继《联邦主义文集》之后，美国对西方思想作出的最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贡献。”  德鲁克还盛赞：“泰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际关系思想的出现有先见之明。”

将科学引入公共行政领域，提高了整个公共行政理论的科学性。1931年，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卢瑟·古立克在主持纽约市泰勒协会的一次会议时发表了题为《公共行政：急需科学管理的领域》（Public Administration: A Field in Urgent Need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的演讲，他指出：“同私人企业相比，在公共行政领域里，科学管理的运用更为困难，却极为必要。因为政府组织更为庞大，人员更多，职能更复杂，科学管理显得尤为关键。更有甚者，每个政府机构都是一种垄断。因此，它可能具有所有垄断的病症。政府机构的生命并不会因为其服务的无效率和管理不善而自动终结。政府结构也不存在具有矫正作用的竞争机制。鉴于科学管理至关重要而在公共事务推行中实施又极为困难，因而本次会议有必要讨论公共行政中的科学管理。”

当然，基于时代和历史的背景，科学管理学派也难以避免自身的缺陷所在，这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管理过分强调工作设计、工作分析等技术因素，而忽略了人的价值和精神追求等社会属性；二是科学管理过分关注个体的工作效率，而忽略了集体协作、团队精神，致使整体效率不高。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学家尼古拉斯·亨利指出，“尽管在概念上有关系，但科学管理对这一阶段的公共行政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它注重处于组织下层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