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制度学派的简要评价

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19世纪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相继凸显,国家行政职能的迅速扩张成为现实的必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方法已经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也滞后于需要效率的时代要求。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和组织模式来回应时代的要求。韦伯的官僚制模式正好在理论上迎合了这种对于技术理性的诉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开创性的伟大意义。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迅速得到了充分的响应,这种响应不仅是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上,而且是在实践上。在理论而言,官僚制理论丰富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内容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在实践而言,韦伯的官僚组织模型理论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行政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因此,有学者认为,“韦伯是德国的亚当·斯密”  。因为亚当·斯密曾发动一次进击,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的英国重商主义政策,而韦伯对旧传统以及在经济中使用政治控制——它们将被知识和技术能力来进行的管理所取代——的抨击同样也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强调规则而不是个人,强调能力而不是偏爱的官僚集权组织被视为实现效率的蓝图。

官僚制组织模型理论在历史进步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不断向它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对官僚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其假设的有限性。官僚制度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一定假设的基础之上。但人们对这些假设提出了批评和疑问,例如,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组织者的个人都是“非人格化”的“机器上的齿牙”,这种组织形态漠视了个人的存在。个人自由、有意义的私人关系、个人情感和全面发展等都被淹没在技术主义的“效率”之中。诸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设计中,把人淹没在冷冰冰的技术主义之中。官僚制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体系,人在这之中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而近代以来哲人们所有关于人的主体的人文思考都被消解殆尽。”  由此可以看出,官僚制的许多假设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二是过分重视正式组织而忽视了非正式组织的分析。这是官僚制度理论分析的片面性。韦伯的官僚制度偏重于静态研究,过分重视正式制度及其法令、规章,组织运行及人员行为都必须受到规范的限制,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封闭体系以及个人的行为趋于僵化,缺乏应有的动态性、弹性和应变能力。它也忽视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忽视了组织成员多方面心理需求及人性发展。非正式组织的行为准则是感情的而不是效率能替代的。

三是过分强调组织利益和组织效率而忽视了个体利益和需求。官僚制度强调组织原则和恪守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刚性,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但过分地强调执行这些制度会抑制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冒险精神等。因而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缺乏内在的激励,不利于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久而久之则容易形成论资排辈的不良现象,而终身制又使得官员长期处于某种形式的保护之中,弱化了官员的内部创新动机。

正是由于官僚制的这些缺陷,西方的学者对官僚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美国组织理论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预言: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未来20—50年里,层级组织将消失。  虽然有着许多的批评和异议,韦伯的官僚制度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理论。行政组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进程,韦伯的理想官僚组织体系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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