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往往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这种方法的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但它难以真实反映事物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不能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在人类面临许多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的复杂问题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系统论的出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系统管理学派的任务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系统规律的认识；二是在认识系统规律的基础上如何控制和管理系统。系统理论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系统观念已经渗透到每个领域。

1990年，当代著名学者彼得·圣吉（Peter Senge, 1947—　）  这样描述系统思维：

如果我相信现状是由别人来决定，或者是受制于个人控制之外的力量，我为什么要确立愿景？确立愿景背后的一个假设就是我能以某种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系统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行为是如何决定现实的，因此为创造不同的未来提供了信心。

系统理论的核心主题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Nonlinear Relationships）。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实际上，人们反对系统理论的最主要方面也就在于这种非线性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变量关系的理解变得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因素都被视为处于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作为一门系统的管理学科，公共行政学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管理学理论与多种学科的知识运用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早期的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联系密切，当时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角色的理论规定性和与政治民主等价值观相关的范畴，而对于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及相互关系、与环境的互动等方面则关注甚少。系统管理学派的兴起拓展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视野，并进一步促进公共行政学的迅速发展。正如阿纳托尔·腊波波特等在评价系统管理学派时所言，“对人类进行研究的系统方法在坚持归纳和演绎原则的同时，也恢复了对意义（就直觉而言的整体理解）的研究，因而得到了高度评价。简言之，它是既从科学层面也从意义层面对人类所进行的研究。”

系统管理理论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贡献，不只是在于具体方法，更重要的是在于哲学思维。系统管理归纳了管理的整体性以及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它试图总结出管理中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性，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管理本质的新尺度，也为人们认识复杂公共行政事务提供了更合适的视角。在所有系统中，任何给定的管理形态都可以看成是由其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大系统都是由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子系统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受系统管理哲学的启示，公共行政组织研究必须从行政要素的组合方式出发，阐释了行政管理的普遍联系性，并从系统和管理环境、系统和管理要素、管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公共行政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