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改革思想和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呼应。众所周知，曾经主导西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伍德罗·威尔逊与弗兰克·古德诺所提出的所谓“政治—行政二分法”；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它们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指导思想。但随着公共行政现实的发展，这两个理论基础都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政治与行政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分离，行政并不是政治的工具，公共行政人员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因其具有专业知识而经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甚至直接制定政策。因此，行政人员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具有自身的利益偏好。另一方面，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现实的制约。通过良好理性的制度设计，韦伯致力于建立的官僚队伍是非人格化、标准化办公、完全理性、职业化、专业化的组织，他们像一部机器的零件一样精确，共同推进政府这个“大机器”高效、有序地运转。但现实中，行政人员并非是完美的个体，都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并且具有个人利益导向。机构臃肿、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反应迟缓，是官僚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固有特征，信息社会的发展促进产生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官僚制的缺陷与现实的冲突。因此，官僚制并非如原有设计那样高效廉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公民需求，官僚制缺乏敏感性和回应力，它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已显得渐行渐远。

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受到挑战的环境下产生的。客观而言，“新公共管理”思想是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综合应用。诚如胡德所言：“新公共管理是两种思想流结合的产物。”  他这里所说的两种思想流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私人企业管理学。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公共行政学使用了多种新的行政原则，诸如竞争原则、使用者选择、透明原则以及激励机制等。而企业管理学则启示着私人部门的管理原则在公共部门的运用。它意味着公共部门也应该同私人部门一样，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优化配置各种组织资源，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效率和效能的最大化。

同经济学一样，新公共管理理论也认为，社会个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倾向于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公共行政人员也是如此。它强调应该正视行政人员的利益需求，通过激励机制激发其个人潜能，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工作效能，而不是通过严格的规制来束缚其个人主动创新精神。从具体的操作手段来看，基于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和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以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和评估政府工作绩效。因此，新公共管理致力于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建立一种新的公共责任机制，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建设顾客满意的政府。

企业管理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传统公共行政遭受严厉批评时，企业管理理论就开始影响公共行政领域，当时出现的行为科学同样反对机械的效率管理，主张重视人的因素，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力，公共行政理论也开始关注对行政人员的研究。之后的系统论、权变理论及现代管理科学都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理论的基础。但是，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目标领域毕竟不同，两者具有明显差异。因此，新公共管理只是强调利用企业管理的成功技术和方法来改善公共部门管理的质量，如引入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合同管理、目标管理、弹性的组织模式、市场机制与绩效薪酬等，而不是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的制度。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的管理途径，新公共管理在经济学和私人部门管理学那里获得了主要的理论支持，致力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质量，为公共行政的变革提供一种新的路径，是合乎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