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文化史流派纷呈，人物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客观上存在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价值追求和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和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可以在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和言行中得到印证，也体现在今天浙江人务实创新的创业精神之中。

先秦越国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政策，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共同获利，发展经济。汉代王充秉持“实事疾妄”的学术宗旨，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批判“空谈性命”的程朱理学，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有无相通”，“事上理会，步步着实”，“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或悬空思索，明确反对各种“侵商”、“困商”的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明清浙东经史学派以讲世务为己任，崇尚实学，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而史学则“切于人事”，比较贴近实际，有实用价值。黄宗羲明确认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所谓经世之学，就是“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者，定为一代之规模”。

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浸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东方船王”包玉刚即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航船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六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就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