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宁波奉化人），作为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发迹”史是与以“宁波帮”为核心力量的江浙财团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
杨树标、杨菁在《蒋介石传》中考证，认为下述这些说法均同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远在上海交易所倒闭前，在1918年春就南下广州了”（下述资料均从《蒋介石传》中摘录）。
1921年10月，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中国的全貌》一书写道：“在民国二年，当蒋介石不得志只身跑到上海时，他通过同乡老前辈虞洽卿的关系，担任了虞氏任理事长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是蒋介石投机失败，负了一身债务，可是这对虞洽卿来说，他不惜为蒋效拍马屁之劳，于是虞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当孙文答应蒋到广东去时，赠给蒋到广东去的路费。如果没有虞、黄二人的仗义援助，蒋介石往上爬的企图就会落空，恐怕他达不到今天的地位。”
《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也写道：“虞另一政治投机，是民国十年与国民党合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对某巨公（即指蒋介石）之培植。虞氏出资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交易所之始祖，经营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某巨公为经纪人助理。后来证交风潮，信托公司、交易所相继倒闭，物品交易所却始终平稳。但是那般‘革命商人’却有私人致富的野心，大做其投机，结果投机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走避广东。这笔账本为经纪人所欠，经纪人赔不起，只好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传说共欠账二百四十万元，到民国十二年还了一百八十万元，还欠六十万元。某巨公因为投机失败匿居虞家，由虞介绍黄金荣，后来又由虞资送赴粤。”
美国人在《出卖的上海滩》中，认为是张静江资助并鼓励蒋介石赴粤投机革命，说蒋介石在交易所发财之后“继续投机，尽失所有，还负了三万多元的债。年老的张静江给他三万元还债，还给了他一封致孙逸仙博士的信，并且对他说，他在战场上会比在市场上更为满意”。
我们以为，从《蒋介石传》提供的这些资料看，至少可以得出这些史实：
第一，蒋介石在“发迹”前，曾混迹于上海滩，并与张静江、虞洽卿有来往且得到他们的帮助，从事证券投机活动；
第二，蒋介石投机证券失败负债累累后，张、虞仍予资助赴粤投奔孙中山。
不过，在蒋介石上台执政问题上，《蒋介石传》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研究者是一致的：蒋介石首次赴粤，是在1917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的时候，他就投靠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门下，在陈部任作战科主任，其间曾两度辞职，1920年10月6日复归陈部的右翼军，先是代理第二军前线总指挥（因军长许崇智患病），后任参谋长，1921年4月23日又辞职离粤赴沪。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发生后，蒋介石再度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
当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中国的全貌》一书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调停，一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
以后，张静江甘心为蒋所用，担任过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留守广州，并于1926年12月中旬到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虞洽卿遂推女婿盛冠中陪同王晓籁等启程赴粤。虞洽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王晓籁等到广州后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蒋介石。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蒋一到达这座城市，便与虞洽卿和其他商界头面人物会面，以便获得他同武汉决裂所需的财政援助。”26日当晚，虞洽卿就去拜访蒋介石；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虞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9人，后又增添了几人，同蒋介石具体商谈以财政支持蒋同共产党决裂的条件。29日，这伙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纱业公会穆藕初述：“劳资如昆季，当有精神上之联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蒋答词谓：“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应首先筹垫。”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拿到第一笔钱是在4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垫付了300万元。这是3月29日商界代表见蒋时认捐的500万元中的一部分，当时《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商界代表“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蒋，亦商界所愿，借款可以另案办理”。这笔钱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第一笔钱垫付后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致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头头、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主任），要他转向虞洽卿商业联合会催拨3月29日认捐的500万元，上海银行先垫付了300万元。这是第二笔。上海银行公会以此向蒋介石提出要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蒋介石满口答应，不仅通过宋子文表示接受上海银行公会提出的全部条件，而且还以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第三笔是4月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借给”蒋介石1000万元，理由是蒋介石准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而且这个条例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垫款有偿还的保证。第四笔是在5月1日，江浙财团的资本家又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当时蒋介石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的资本家中摊派：上海银钱业认购了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认购了300万元，江浙两省认购了1200万元，绅富认购了700万元，两淮盐商认购了300万（另一说是这3000万元是国民党财政部公布发行月息七厘的短期库券）。第五笔是在10月（2400万）和次年初（1600万），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4000万元。
对蒋介石以反革命政变为交换条件的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是支持的，他们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不仅在经济上一再支持蒋介石上台执政，而且他们对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明确表态，政治立场十分明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15日在南京企图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上海商业联合会16日就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附之。不图共产党抵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盖见当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同日，上海钱业公会也给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发了电报，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惟一政策，是以胜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除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
17日，上海银行公会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叛变活动。电报说：“自革命军奠定淞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不图少数暴烈分子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实利赖之。”（上述资料均转引自《蒋介石传》，足见作者对“宁波帮”为主体的江浙财团当时的政治态度的评介。）
“宁波帮”崛起于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代，他们奋斗在殖民入侵、官僚盘剥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民族工商业。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曾经称雄中国社会的“晋帮”、“徽帮”、“粤帮”走向了衰落和消亡，唯“宁波帮”却仍兴盛发展。究其根本原因，不得不承认：正是“宁波帮”特有的“文化”结构，使他们“顺应”了中国社会当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落的“阶段性”历史趋势，选择了发展民族产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