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创业于包头，发展壮大得益于茶庄，鼎盛的标志是票号。乔致庸发展商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开办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清朝中叶，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长距离异地汇兑的需要，自道光三年（1823）平遥第一家日升昌票号创办以来，由于高额利润驱动，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呈迅速发展趋势，到光绪年间进入鼎盛阶段。乔家的票号在上海也有分号。

大德通票号的前身是大德兴茶庄。大德兴茶庄在咸丰年间开始兼营汇兑，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太原传集通省富商借钱助赈，乔家一次捐出白银36000两，曾国荃亲题“福重琅环”巨幅匾额相赠。当时乔家三堂主事乔致庸认为露了富，从太原回来就在同治初年投资银两开了大德兴、大德恒票号，专营汇兑。其后又设分号于上海、汉口、天津。光绪十年（1884），乔家众兄弟集资把大德兴正式更名为大德通票号，实行股份制经营，资本银10万两。其中在中堂大股6万两，保和堂7500两，保元堂7500，既瓮堂12500两，九德堂12500两。到民国十八年（1929），大德通票号改组银号时，资本增加到100万两。改组后，由在中堂独资，分为十股。总号设于祁县小东街，分号遍设于北平、天津、上海、汉口、济南、石家庄、周村、哈尔滨、归绥、包头等地40多处，省内太谷、文水、平遥、交城、徐沟、清源各县，均设有代理庄，每年可赢利80多万两。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中外客商云集，外国银行纷纷而来。到二十世纪初，上海很快发展成为远东商贸金融中心。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起先，外国洋行要采买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必依靠票号在全国的汇兑网络。因此，票号与钱庄、外国银行常发生一些业务往来关系。每个票号都和四五个基础牢固信誉好的钱庄订立往来合同，常把游资交给钱庄保管，需用时候随时提取。有时票号也将闲余款子存放外国银行。因此，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对晋商的信用程度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山西商人的信誉使外国人心服口服。

乔致庸晚年认为六个儿子都不是理想的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情忠厚，聪明能干，故对映霞寄予厚望，颇多教诲，希望孙子立大志，成大器。他死后，其子景仪、孙映霞均能承袭祖训遗业，乔家商业和票号由于资金雄厚，能用人才，加之经理高钰经营管理有方，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城前夕，审时度势，预先下令京、津、鲁地分号撤庄，并将各分号现银调回祁县总号。西太后经山西逃往西安时，高钰又与随驾大臣桂月亭书信联络，将光绪、慈禧安排在大德通票号款待，赢得了官场赏识和社会声誉，因而在清末民初，其他商家票号受战乱纷纷倒闭的不利局势下继续坚持经营。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乔家在东北的票庄撤回，业务逐渐收缩。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不久法币贬值，大德通、大德恒票号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11月8号日军侵占太原，山西工商业在战火中损失惨重，市面萧条，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总号被迫由祁县迁往北平，惨淡经营。1940年以后，在日军“整顿金融”暴政的劫掠和国民党通货膨胀政策的双重打击下，乔家票号奄奄一息。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统区物价飞涨，存户挤兑，贷款难收，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关闭歇业，清债善后。至此，曾经在金融商业界显赫一时的山西乔家票号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