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二马”修建丛书楼藏书万卷，以及他们对文化艺术的毕生热情，在徽商群体间，是具有普遍性的。“儒商并重”的徽州人，自两宋时期，就有刻书的传统。到了明朝中叶，徽州已成为我国当时的几大刻书业中心之一，不但图书出版量大，而且存在颇多善本。

从明朝中叶到清朝道光年间，三百多年来，徽州的刻书业一直处于鼎盛阶段。近代学者郑振铎对徽本图书评价极高，尤其欣赏其中的插图。他说这些图书“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温柔恰到不没骨气的程度，富丽恰到不金碧辉煌、令人目眩的程度，是恰到好处的‘健美’作品”。

明清时期流行的戏曲和小说，是徽州书商最常刻印的一类。“无徽不成镇”，商业的繁盛带来了市镇的兴旺和近代市民阶层的勃兴。较之农民和工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市民的生活更多一些空闲时间，也更追求多样化的情趣，此外，市民就整体而言，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明清时期小说和戏剧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民的兴起。精明的徽商，自然不会漠视这一商机。

徽州商人着力于满足市民生活所需，刻印的书刊，不仅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和杂剧，还包括《士民遍考杂字》、《开眼界》等综合常识类书籍，内容多涉及婚丧嫁娶、黄道吉日和各地风俗等，凡居家生活或出门在外的常识，在此类书籍中都有广泛的收录。

徽州坊间经常刻印的另一类书籍，是《三字经》、《论语》等儒家启蒙教育的经典读物，以及八股应试所需的各种读本。这类书籍部头较小，易于刊刻，而且由于徽州教育发达，家家户户都会让孩子从小读书识字，富商之家多令其子弟备考科举，因此这类书籍大都销售较快，获利较多。

此外，徽州人刻印的医书也很多。新安医家（徽州古称“新安”）和徽商一样源远流长，自宋代就见于史籍记载，到明清两代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史册中记载的徽州名医近七百人，医学著作超过六百种。这些名医几乎紧随着徽商的足迹，遍布于大江南北。

徽州有个姓叶的行医世家，自明末侨居苏州，累代悬壶济世，收益颇丰。古代，行医也是一种经商的方式。康熙、乾隆年间被称为“天医星”下凡的叶天士（1666—1745年），就是这个家族的后人。叶天士不但秉承家学，而且博采众长，在他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最擅长治疗“温病”（即外感类急性热病），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叶天士的主要学说，由乾隆年间的医学巨匠吴鞠通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汇编为《温病条辨》，流传后世。

自明代以来，徽州人就把这些名医的著述，刊印成册，大量发行。广刻医书，不仅为了获利，更饱含治病救命的仁德。“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儒家传统，贯穿了很多徽州书商的平生。

出身盐商家族的歙县人吴勉学，平生出资刻书颇多，其中包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15卷，以及《痘疹大全》、《师古斋汇聚简便单方》等多种医书，还有很多儒典。

有一则关于吴勉学的传说，在后世流传甚广：吴勉学某日做梦，梦见自己被冥司所拘执，言其阳寿已尽。他当即向冥司叩头，说自己有一个夙愿尚未了却，恳请冥司延其寿命。冥司问他究竟有何夙愿，吴勉学答道：“愿尽家私以刻医书。”

传说虽然荒诞，但其作者显然深知吴勉学的为人，广刻医书、经世济民的宏愿，在吴勉学心中重如生命。“尽家私以刻医书”之说，或许可以表明出版医书获利菲薄，甚至可能会赔很多钱。“贾而好儒”的徽州人，广刻医书之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获利之图，而是出自“富则兼济天下”的伟大志向。

清朝中叶，出身徽商世家的鲍廷博，不仅修建了藏书万卷的“知不足斋”，在近代藏书史上，与范氏“天一阁”和扬州二马的“丛书楼”齐名，更以刊刻古籍名垂青史。

鲍廷博自年少时，就立志刻刊古籍，使之遍传天下。如《孔传》等古籍，在中土佚失已久，但在日本有存。他得知此事后，斥巨资托朋友漂洋过海，几经周折，终于求得此书。在闭关锁国的清朝中叶，鲍廷博海外求书之举，其风险可想而知。

鲍廷博将他多年来呕心沥血收集的很多儒典秘本，以《知不足斋丛书》之名进行刊印、发行。在这套丛书第二十七集即将问世的前夕，心力交瘁的鲍廷博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捧着书，反复叮嘱他的儿子，一定要把全套丛书出完。鲍廷博的后人遵从他的遗志，先后又出版了几十种儒典。这类图书并非大众读物，刊印成本极高但销路很低，成书后，鲍家甚至向儒生免费赠阅。在《知不足斋丛书》相继出版的同时，曾为累代巨商的鲍家，逐渐走向中落。

如今，国内外很多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妥善收藏着很多当年徽商家族刊刻的善本典籍。尽管徽州刻书业并没有造就太多的富商，甚至导致一些家族为此赔掉了巨额家产，但一代代徽商依然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徽州刻书业的繁盛，体现了徽商“富则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传播，并存留了很多孤本秘籍，可谓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