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一代鸿儒与名臣汪道昆，出身徽商世家。他在文坛和官场，均与明朝中后期的文坛领袖与贤臣王世贞齐名。汪道昆与王世贞都曾主持兵部，时称“兵部两司马”。

汪道昆（1525—1593年），字伯玉，号南溟、太函，徽州歙县人。其家族累代经商，但皆以儒道自律。汪道昆小时候，他的祖父教他唐诗三百首，汪道昆很快就能背下来。每逢有客前来，他的祖父和父亲就让他当众背诵几首唐诗助兴。六岁时，汪道昆开始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和八股文。

汪道昆从小爱看书，记忆力出众。他喜欢看与科举无关的杂书，并在19岁左右尝试戏剧创作，遭到其父严厉禁止。汪家认为这孩子是个读书兴家的好苗子，于是让他拜浙江大儒邵世德为师。经过一番苦读，22岁那年，汪道昆考中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从知县、知府不断升任到兵部侍郎，权重一时。

跻身于封建官僚之列的汪道昆，在很多方面，仍不失徽商风范。

进入官场后，汪道昆依然保持着勤勉务实的“徽骆驼”本色。他任襄阳知府期间，亲自考察当地的水利，同当地百姓在汉水岸边“筑堤千丈余”，杜绝了河水泛滥之患。

在那个年代，沿海地区倭寇横行，汪道昆力主抗击倭寇。嘉靖年间的名臣胡宗宪（徽州绩溪人）抗倭有功，但朝中派阀争斗非常激烈，胡宗宪被卷入其中，在狱中饮恨自尽。对胡宗宪的屈死，汪道昆深感不平，积极为之奔走鸣冤，向朝廷投书申诉。几年后，嘉靖皇帝朱厚趈死了，其子隆庆皇帝朱载篨为胡宗宪昭雪，而此时的汪道昆，正在与另一位名将戚继光联手，共抗倭寇之患。

汪道昆招募了一批义乌籍的士兵，经操练之后开赴前线，这些义乌兵作战英勇机智、屡战屡胜。一时间，举国振奋。义乌是近代浙商的重镇，也是两宋之交抗金名将宗泽的故乡，改革开放之初的“鸡毛换糖”就是义乌人的创举。出身徽商世家的汪道昆，对那些待人和气、低调，但骨子里敢闯敢干、思想开放的义乌儿郎，存有颇多英雄相惜之情。

汪道昆善诗文、通音律，也喜爱杂剧创作。“清宵剑气回南斗，明月笳声静北门”、“千山斥堠材官急，万里亭鄣猛士多”等豪壮的诗句，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他的杂剧作品，今存《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都是只有一折的短剧。近代有学者经考证后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汪道昆的化名。

平心而论，汪道昆的戏剧，并不以情节见长。明末的浙江才子沈德符，就批评汪道昆的剧作“都非当行”。纵观汪氏平生为人为文，都颇具徽商重实际、讲道义的风范，缺少江南才子式的绮丽与浮华。由此看来，《金瓶梅》系汪道昆所作之说，多半是不可靠的。

作为儒者的汪道昆，更偏重于务实的思想与创见。在他的著作《太函集》中，全盘反对“重农抑商”的封建制度，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充分肯定了商业和商人的重要作用。

汪道昆认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和“薄农税而重征商”等传统政策，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主张国家对农与商“交相重”，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纵观中国思想史，汪道昆“农商交相重”的理念，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他发扬了南宋温州名儒叶水心（叶适）的“抑末厚本非正论”之说，叶适对重农抑商提出了质疑，而汪道昆则否定了该政策，并明确提出了自己更为进步的理念。明清之交，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进一步发展了自叶适和汪道昆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精髓。

此外，汪道昆还极力肯定了商贾对国家的贡献，主张政策应扩大对商人（特别是盐商）的便利。徽州巨贾，以淮扬地区的盐商居多，身居政要并有鸿儒声望的汪道昆，在很大程度上，是徽商在官府的代言人，代替盐商向朝廷进言，从而为商家谋求更为丰厚的利润。

汪道昆曾任兵部要职，同另一位官居兵部高官的大才子王世贞相比，汪道昆更加务实，也更通晓武略。论文采，王世贞明显超过了汪道昆，但王世贞曾以绮丽虚浮的文字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汇报兵部的开销，引发了张居正的愤怒，并遭到罢官。汪道昆则多次提出强化边境国防的可行方案，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他主持建设芜湖县城的防御工事，造福一方。汪道昆所作的《芜湖县城记》，被当地百姓出资镌刻在城门楼上，世世代代怀念他的恩德。

晚年的汪道昆，辞官归故里。此后数百年间，这位出身商贾之家的一代儒臣，成为徽州乡民与游子道不完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