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自“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开始经商，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直充满风险与坎坷。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粮食短缺，年广久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于是跑到安徽的周边地区，进了一批优质的苹果和梨子到芜湖贩卖，以此养家糊口。他为人厚道，主动请顾客先尝后买，而且非常注意进货的质量，无论苹果还是梨子，个个又新鲜又饱满。没多久，年广久的水果摊，吸引了当地的很多顾客，生意比旁边的国营门市部还红火。
年广久招来一些人的嫉恨，被扣上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帽子，稀里糊涂地进了班房，被指控为“投机倒把”。一年多以后，他又被稀里糊涂地放了出来。这是年广久第一次坐牢。
年广久出狱后，继续偷偷地卖炒栗子。两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年广久经常做些小买卖，这在当时就是罪名。他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斗，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再次遭到关押。他在大牢里蹲了二十多天，才被有关负责人下令释放。
年广久“二进宫”出狱之后，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熊仁寿的炒瓜子师傅。熊师傅经常私下炒些瓜子带到街上，偷偷向行人们出售，由于他炒瓜子的手艺很高明，在那个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卖炒瓜子的利润非常可观。年广久对熊仁寿说：“卖水果有淡旺季，卖炒瓜子则没有，一年四季都可以稳赚不赔。”熊仁寿对年广久非常赏识，于是把炒瓜子的手艺，全都传给了他。
熊仁寿年纪大了，既胆小怕事，而且心脏也不太好。有一天，他带着一些炒瓜子在街上偷偷出售，结果遇到了“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的追查。熊老爷子顿时大惊失色，他一路狂奔到人民食堂门口，突然腿一软，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为了经商，熊仁寿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
年广久得知此事，既伤心又震惊。此后的几年间，年广久因为私下进行瓜子交易，也屡次被抓，但他抱定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不断地被抓和被放，胆子也练得越来越大。他放出豪言：“被抓算什么？我不怕！瓜子可以再炒，不就几毛钱的瓜子么，又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我拿得出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年广久已成为芜湖商贩心目中的“龙头老大”。这些和年广久面临同样处境的小商贩们说：“只要‘傻子’没事，就说明环境相对宽松，我们也能平安做生意；如果‘傻子’挨了打挨了罚，就说明查得严了，我们就赶快缩头。”
改革开放以后，“傻子瓜子”在短短两年内飞速崛起，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傻子瓜子”出售。年广久的大名上了报纸，他的事迹在全国各地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论。许多人都断定年广久的生意做不长，这只“出头鸟”，早晚要被打掉；当地的一些领导，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年广久施压。但年广久一次次化险为夷，因为邓小平在闻知年广久的创业经历之后，把他作为一个正面的典型，并多次点名称赞年广久，旗帜鲜明地支持像年广久这样的“傻子”。
若干年后，有记者问年广久：“你当时为什么招那么多工人，做得那么张扬？招工有什么条件吗？另外，很多人说你是资本家，你怎么看？”
年广久答道：“当时需要有我这样的‘傻子’带头啊！社会上那么多闲散劳动力，怎么安置？没地方安置！那个时候就需要我这种‘傻子’带头吸收他们。至于我招工的条件，很简单，首先要有力气，每天都有很多原材料和成品需要搬运；其次，炒瓜子时要能看清温度表。另外，就是要有文化、有涵养。别看我不识字，我当时招聘的工人，很多都是高中毕业。”
“我从不搞面子工程，几十年来我从没用过豪华办公室，也不用公司的钱买豪华轿车。公司的利润，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一部分用来发放给工人。1985年前后，我的工人月薪就有500多块。后来，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垮掉了，但这些工人学会了手艺，自己当老板单干，有很多人都做得很不错。他们从我这个‘傻子’身上真正得到的，不是那点工资，而是一技之长和创业的胆识，这才是终生受用不尽的铁饭碗。”
年广久所说的“公司垮掉”，指的是1992年前后的一次大风波——已经年逾五旬的“傻子”，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1985年春节前后，国内很多商家都开始采用有奖销售形式，年广久看到这种方法确实非常有效，于是在1986年春节，也对“傻子瓜子”开展有奖促销活动。年广久和几位副经理商议后决定，这个活动在全国市场进行，从一等奖到十等奖共150万份，最高奖项是上海牌轿车，二等奖是摩托车，三等奖是彩电。
年广久等人从1986年初就开始筹备，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并投入十多万元，在国内30多家媒体上做广告。按照抽奖规则，每个顾客每买1斤瓜子，得奖券1张，瓜子提价1角。2月5日，“傻子瓜子”的有奖销售在全国市场拉开帷幕，预计在5月1日结束，5月10日在上海当众开奖。
奖项如此丰厚的促销活动，在当时的国内尚属首例。“傻子瓜子”在短短数日内轰动了全国，2月5日当天，“傻子瓜子”仅在芜湖地区的销售量就达到了6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有奖销售已进行了17天，瓜子销售总量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电函订单络绎不绝，当时有5家“傻子瓜子”加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线，产品依然供不应求。
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3月，有关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有奖销售活动。“傻子瓜子”之前发出的奖券，至此全部宣告无效。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顿时一片哗然，“傻子瓜子”的销售额从波峰跌入波谷，很多销售代理商的瓜子长期积压，甚至找年广久要求退货和赔偿。几个月后，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亏损额达到63万元，而且由于资金无法回笼，欠下巨额的债务，法律纠纷不断。年广久顿时沦为众矢之的。
年底，年广久因涉嫌贪污，被立案侦查，但公司的钱大都是年广久投入的，岂有“贪污”自家钱财的道理？但一些“傻子瓜子”的合作商由于大量的呆账和坏账，与年广久结下怨仇，他们诬告年广久强奸妇女，气得年广久跑到地方政府门前喊冤，甚至与某位领导发生了肢体冲突。
年广久的“贪污罪”和“强奸罪”都找不到证据，他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有奖销售”拖垮了公司。1991年，年广久被芜湖市的一家法院判处为“流氓罪”，获刑3年。“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年广久第三次不明不白地进了班房。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提起了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992年3月13日，芜湖市检察院认定年广久无罪，将他释放出狱。那一天，芜湖市的很多领导都来看望年广久，对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表歉意。
此后的年广久，以家族资产，复兴了“傻子瓜子”，并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生产企业，以及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点。1997年邓小平逝世，年广久面对邓小平的遗像鞠躬默哀，深切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同年，含混不清的“流氓罪”也被废止。
年广久逐渐老了，他的儿子成为“傻子瓜子集团”的中流砥柱。在风平浪静的背后，一场新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