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危机，社会生产总量突然下跌了1/3，大约1/4的工人被抛向街头。短短几年间（1929—1933）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在这场大危机中，传统经济理论完全破产，资本主义依靠“市场的奇迹”能够自动保持生产繁荣和充分就业的金科玉律成为谎言。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Keynes，1883—1946）在1936年发表了一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以后却使他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像传统经济学所说的是一种能自动实现自我调节、保持经济均衡的制度。

即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存在着一种趋于均衡的、基本的、自然的力量，可以自动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但这种力量的调节动作太缓慢了，调节过程太痛苦了。因此，需要一种作用快、痛苦小的力量，作为这种力量的补充。这就是伸出一只“看得见的手”，实行政府干预，建立“混合经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人为地调控社会经济过程。

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实践中发挥了明显的效用，它为战后西方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工人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经济衰退和物价飞涨共存的现象，这种现象被“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Samuelson）称为“滞胀”（stagflation，停滞与膨胀的合写）的长期问题。曾经屡试不爽的凯恩斯调控手段在这种险恶局势面前失灵了，凯恩斯主义遇到了新的挑战。从此反滞胀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首要任务。

西方薪酬理论的发展，也同样围绕着反滞胀这个中心。分享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影响最大的新理论之一。

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1942—）在1984年提出的。

分享经济论的核心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弊病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特别是在雇员报酬制度上。在传统的雇员报酬制度中，工人的工资同雇主的经济活动无关，只同雇主所无能为力的一些要素（比如货币发行量、生活费用指数等）有关。由于工资固定，劳动成本固定，雇主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对市场总需求的变化作出的反应总是在产品的数量方面，而不是在产品的价格方面。因为价格一般是按照成本加成的方法确定的，成本不能动，价格也就不能动。一旦市场需求收缩，雇主只能减少生产，不能降价，在成本不能动时降价会赔本。因此，在市场收缩、产量减少时，必然出现工人失业。这时，如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消灭失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基于上述原因，魏茨曼认为：

要摆脱滞胀，就需要新的手段，就必须对导致滞胀的根源——工资制度动大手术，把工资制度改为分享制度，把工资经济改为分享经济，非如此不能使现代西方经济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所谓分享经济，是一种劳动的单位成本随着就业的增加而下降的经济，也是一种劳动的边际成本小于劳动的平均成本的经济。

把工资制度改为分享制度、把工资经济改为分享经济的具体过程并不复杂，其要点是把固定的工资改为与某种反映雇主经营状况的指数相联系。

这样，工人和雇主在劳动市场上达成的就不再是规定每小时多少工资的合同，而是工人与雇主在企业收入中各占多少分享比率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