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玉刚的航运业走上巅峰的时候，中国内地迎来了改革开放。包玉刚自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移居香港后，曾经数次回到内地，但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1978年。包玉刚应廖承志的邀请，以私人名义到北京访问，会见了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人。

1980年3月，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事，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都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邓小平。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事实上，邓小平本来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因临时有事而失之交臂。

一年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

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心情。

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的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86岁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邓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道：“还非常健壮！”

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从1955年买第一条船，8700吨，到1981年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万吨，包括在国内订造的6条。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一点问题，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造船业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话题。见到包玉刚满怀信心，邓小平非常高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

对包玉刚来说，从第一次会面他就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从此，邓小平、包玉刚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

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和他谈起的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他们见面的三天前，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敦，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邓小平。邓小平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当时就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

三个月后，哈默的私人飞机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了。

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了邓小平那里却如此举重若轻。这一点，包玉刚现在是切身感受到了。

原来，1980年3月包玉刚来京谈合作造船时，陪同的是他的表兄弟、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最得力的助手。

包玉刚对卢绪章说，他回国的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饭店建好后归国家所有，只有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1000万美元，在1980年可是笔了不得的财富。然而包玉刚的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3月21日，包玉刚又亲笔写信给华国锋总理，再次表达上述愿望，并且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拿不出个确定的意见来。建国后中国一向是“援外”而不接受“外援”的，即便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几十万人，也没有接受一分外援。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大家都感到这张支票“烫手”，没人愿意接。

所以，尽管卢绪章通过国家旅游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尽管国务院两次都批准了，但眼看包玉刚都要来了，那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没有人敢接。

报告终于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邓小平发话了：“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作出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包玉刚得到了消息，非常高兴，说：“好！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

在邓小平与包玉刚第一次会面时，邓小平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后来，邓小平也兑现了承诺亲笔为兆龙饭店题写了店名。1985年10月，饭店落成，邓小平再次破例出席了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可见他对包玉刚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