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1月19日的傍晚，窗外细雨蒙蒙，在锦泰昌染料行后宅，老板邵行银正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前堂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邵行银马上跑去开门，一位仆人急匆匆地闯进来，叫道：“先生，太太要生了！”

听到消息，邵行银顾不上吃饭，立即叫上车夫，直奔医院。他刚进走廊，就听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法国女医生从产房里走出来，用不流利的中文告诉他：“恭喜你，邵先生，是个男孩！”

邵行银兴奋地一把抱住法国女医生：“哈哈，我的老六，这是我的老六啊！”还没容女医生缓过神来，他已经直接地闯进产房去了。

妻子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身旁就是已经包裹好的新生婴儿，婴儿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邵行银还是如初为人父一般，难掩喜悦，他抱着儿子，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依据邵家的族谱排行，邵行银为自己的第六个孩子取了个古怪的名字：邵仁楞。因为是家里第六个孩子，大家都叫他“老六”，这就是后来享誉香江的娱乐圈教父，人称“六叔”的邵逸夫。

“锦泰昌”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染料行，是邵逸夫的父亲邵行银创办的。邵家世代在宁波镇海朱家桥一带经营染料作坊，经过几代人的精心经营，在当地已很有名气。邵行银自幼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经商天赋，少年时的一次上海之行，见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让他立下志向，一定要把邵氏的染料行开到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去，多年以后，他的这个宏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父亲去世后，二十几岁的邵行银举家迁移上海，创办了锦泰昌染料行。经过起初几年的艰苦创业，锦泰昌树立了良好的信誉，生意日渐兴隆，邵行银也成了享誉上海滩的富商。

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邵逸夫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到了读中学的年纪，思想开明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上海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新式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在青年会中学，邵逸夫受到了新思想、新理念、新思维的洗礼，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为他以后海外考察学习先进的电影技术与理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工具。而在当时，上海十里洋场，已成为中国文化娱乐中心，娱乐事业蓬勃发展。耳濡目染之下，少年邵逸夫也对电影娱乐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时电影刚刚传入中国，还处于无声电影（默片）时期，是个名副其实的新兴产业。老百姓看电影，看的是新奇，谁都不明白，那么一块儿白布上，怎么能凭空出现山水树木，人物，牲畜为什么可以在上面活动起来？但是，善于经商的邵行银的关注点却与众不同，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他感到电影这个新兴的行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邵逸夫的长兄邵仁杰毕业于上海著名的神州大学法律科，曾经做过律师，后来在一家银行担任经理，年纪轻轻，身处高位，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人人都羡慕不已的高薪工作和如锦前程，在父亲的支持下接手了一家名为“小舞台”的剧院，并改名为“笑舞台”。

当时的“小舞台”，由于地处偏远，加上经营不善，生意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关门歇业，转让出手。然而，邵氏父子毅然决定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很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议论纷纷之时，“笑舞台”隆重推出了邵仁杰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新越剧《梁祝痛史》。优美的越剧唱腔和表演艺术融合在一起，十分符合当时观众的“口味”，“笑舞台”一炮打响，大扫此前“小舞台”沉闷冷清的气氛，人山人海的购票场面取代了多年来的萧条冷落，邵仁杰的名字也随着“笑舞台”出现在上海《申报》的重要版面。后来，邵仁杰扩大了“笑舞台”的经营，一方面走通俗路线，大演舞台剧；另一方面也经营影片的进出口生意，一时间颇受欢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国外先进技术的冲击，以传统工艺为主的染料行业日趋衰落，锦泰昌染料行的经营日益艰难，邵仁杰兄弟几人对染料行业也没有兴趣，染料世家随着邵行银的去世失去了往日的光环，邵氏家族的产业就只剩下“笑舞台”剧院还在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