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座独特而卓越的城市，千百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似乎是在为近代的大放异彩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一个最适合它的时代。1843年上海开埠，自此，来自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福建等省份的移民蜂拥而来，海外英、美、法、俄等国的移民也纷纷登陆上海滩。

上海的独特性基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它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和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近靠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地带苏州、杭州和南京，远带广阔的两湖、巴蜀、鲁豫、冀晋等经济腹地，离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距离适中，这个独特性是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所不具备的，这也为上海在开埠较短时间内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创造了条件。此外，上海开埠以后，不久英方率先提出设立租界的请求，并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其他国家随即效仿，从此租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

上海开埠后，生丝大量经此地出口，生丝出口的大增激发了湖州商帮的崛起。到19世纪80年代，丝取代茶成为中国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南浔的辑里湖丝由此扬名天下。以南浔丝商为主的湖州商人在上海开设了大量丝栈、丝行，并成立了丝业会馆。丝业是湖商的立足之本，而从丝业衍生开发的相关产业如机器缫丝业、丝织业、棉纺织业、绢纺业和生丝外贸营销等也相继发展，使传统作坊式的丝绸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工商业过渡，同时还向其他行业渗透，如地产、盐业、典当和钱庄等。湖商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中心是丝业，从原料到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确立了在上海丝业的霸主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来自中国的辑里湖丝荣获维多利亚女王金银大奖，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获金奖。

湖商的开创性人物刘镛，早年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是丝行雇工，刘镛也进入绵绸店和丝行当学徒。但刘镛是一个有心人，他发现关键要与洋人打交道，欧洲人喜欢丝，辑里湖丝异常火爆，使他下定决心在丝业上闯出一片新天地。他东拼西借凑足二百银元，与同乡合伙开办一家小型丝号。不久他又去上海闯荡，认识一名买办后与洋行搭上了联系，从此生意路上顺风顺水。到1862年，刘镛当年的二百银元本钱已经飙升到数十万之巨。他在上海黄金地段购地造屋，现在的福州路、厦门路、北京东路、建国西路等都有刘镛的地产。他又开典当行，先后投资电力、航运、茶叶等实业，资产达2000万两。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丝业冲击很大，湖丝以外销为主，危机引发丝价低落，加上日本侵华，打击华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惨跌。湖商审时度势，调整产业中心，优化组合，规模集聚，先后创办了美亚、达昌、荣丰三大集团性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形成了以丝织业、棉纺织业、印染业为龙头，多种产业并存的新布局，也为上海近代经济和城市发展积累了经验。

湖商在上海除了经商外，在政治上也影响极大。他们用积攒的大量资财支持革命事业，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湖州商人出身的陈其美任上海督军府都督，大量湖州商人在督军府任要职，在上海一时声名显赫。

早在清朝中期宁波商人在上海已经颇有气候，上海的水路船运、陆上贩运、钱庄银楼、绸缎棉布、药材海鲜多由宁波人经营。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大量涌入。太平天国起义对沿海商业活动形成阻碍后，华南、华东商人冒险北上进入上海，不断刷新增量，其中宁波商人最多。

宁波商帮在上海同乡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孙中山曾评论：“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宁波）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首屈一指也。”宁波商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和代表，而在上海打拼的宁波商帮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也是一枝独秀。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人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什么是买办？买办就是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是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近代宁波买办商人，首先在上海获得发展。宁波商人在上海的第一个买办是定海人穆炳元。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买办已超过广东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直到买办制度被废除。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宁波商帮确立了在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宁波商帮在上海达到鼎盛，独执金融证券、航运和工商业之牛耳，一批宁波商人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商界的顶级人物，如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中华银行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朱葆三，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虞洽卿，上海滩第一豪门、“五金大王”、美孚公司中国总代理叶澄衷等。此外，文具、服装、电器、钟表、建材、五金、出租车、日用品等行业基本上也由宁波商人占据要冲。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商会实权长期握于宁波商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