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来源于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

早在1644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提岀教育经济价值的问题。在此之后，古典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ell）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醒人们注意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投资的重要性，并探讨如何资助教育事业，培养人才。  亚当·斯密大胆地把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获得的和有用的能力看成是资本的组成部分。他曾明确提出，学以致用的才能是财富的内容，应列入固定资本范围。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谈到社会总资产的固定资本时指出，提供收入或利润的项目有：“……第四，社会上人们习得的一切有用才能。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这种才能的学习，所费不少。这种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着在他的人格上。这对个人，固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亦然。这种优越的技能，同样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过程，要消耗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能够被偿还，而赚取利润。”由此可见，当时古典经济学家已看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是还仅把它作为从属于同物质资本相当的固定资本范围而言。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理论中正式提出人的能力因素。他说：“生产的发动机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组织，而不是土地和种子。”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考察生产因素时，与从前的经济学家不同之处在于除土地、劳动、资本三因素外，提出了人的健康程度、职业训练问题，即把人的能力因素同人的健康程度及职业训练问题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必须考察人的体力的、精神的、道德的健康及其程度所依存的各种条件。唯有这些条件，才是劳动生产率的基础。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依存于劳动生产率的。而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对这些财富的利用可以很好地提高人力的、体力的、精神的、道德的健康和程度。”  后来他的《国民教育投资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科学性一面，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肯定的。马克思就曾说过：“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他还说过，“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观点来考察，充分发展的个人是生产的固定资本。”马克思认为，教育劳动是一种“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  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其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使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和发展，使其劳动形态得到改变，使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成为具有专门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使不熟练的简单劳动者，成为熟练的复杂劳动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跨国企业的不断兴起，劳动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劳动者的智力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因此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John R.Walsh）在他的《人力资本论》中，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尔后，一些经济学家还在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的量的分析上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应当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舒尔茨于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日本有学者称他为“现代教育经济学的创始者”。他曾多次应邀来中国讲学，将人力资本理论带到中国，其部分人力资本著作也被翻译出版。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等一系列论著，使人力资本理论系统化、理论化。从教育是经济发展源泉的观点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间，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被看作是实际价值的建筑物、设施、库存物等物质资本。教育和知识的进步，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指出，有技术知识的人力和缺少技术知识的人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起因于社会和个人对人力资源教育、训练投资的程度。因此，社会和个人投资在人力本身的花费如同投资在固定资产上一样，是能使社会和个人产生更高收入的形式，这显然是一种资本，应称之为人力资本。置身于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理应加强对它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