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商人)汪直:葬送生命的海商之梦

徽商普遍善于创造机会,赢得社会声誉,并力求与官府结交,从而在官本位社会的夹缝中,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但一介商人的努力,终究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封建体制。明朝中叶著名海商汪直,就是一个近乎悲壮的典型。

汪直(?—1559年)在明朝中叶,是亚洲最有势力的民间海商。但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明朝官府的海上贸易许可,从而安分守己地从事海上贸易。而这个理想,最终导致汪直被朝廷诱杀,死后被冠以“海盗”,甚至“汉奸”、“倭寇”等种种污名。直到近代,很多史家才纷纷为他平反。

汪直生于徽州歙县,少时家境潦倒,但为人仗义、有侠气。徽州人自古有“穷帮穷”的传统,在乡间小有威信的汪直,带着一群穷哥们儿离开家乡,到东南沿海地区做生意。他们起先贩盐,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原始资本”,然后南下入粤,在“山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处打造了一批大型木船,并试航成功。一代海商巨子的壮丽生涯就此展开。

当时的大明朝,堪称富甲天下。周边的沿海各国,虽各有异产,但丝绵、棉布、铁器、茶叶、药材等各类生活物资普遍较为匮乏,与中国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可谓民心所向的双赢之举。但儒家的正统文化自古鄙视经商,明朝自太祖朱元璋以来,就严禁民间的海上贸易,甚至把舟山等海岛的居民强行迁至内陆,以绝“后患”,彻底实行海禁。因此,民间的海商,不得不武装起来,以对抗官府的搜捕。而举凡胆敢与官府对抗的沿海武装势力,都被官府笼统地称为“倭寇”。

1542年前后,汪直和他的许多同乡,加入了许栋的沿海商帮,许栋也是歙县人。他们以宁波双屿为基地,把棉布、茶业等航运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出售,再从东南亚各国购买胡椒、香料等,回国卖给东南沿海的商人,转运到国内各地。数年之内,他们的规模越来越大,终于令当地的官府忍无可忍。

当时调任浙江巡抚的,是著名的清官朱纨。此人一生服膺儒家的正统思想,深恨“不法”海商。

1548年,朱纨调集府衙重兵,对商港双屿进行突袭。当时,停泊在双屿沿岸的各国商船,多达1290余艘。众官差以虎入羊群之势,一把大火将双屿的商船尽数焚烧,并当即斩杀了数以百计的海商。朱纨下令调集大量的泥土,将双屿海港完全填塞。不久,许栋亦被府衙官军所擒。第二年年初,许栋和另外95名被官府生擒的海商一起,被就地处斩。

朱纨的铁腕政策沉重打击了“不法”海商,但也造成了胡椒、香料等东南亚贵重物资的短缺,引起很多京官和各地富户的极大不满。一些海商财路被断,索性破罐破摔,以抢劫沿海富户为生。御史借故弹劾朱纨,朝中大员纷纷对朱纨落井下石。面临罢官候审的朱纨,仰天长叹道:“如今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天子不想让我死,福建、浙江的‘刁民’也不会放过我。”于是服毒自杀。朱纨临终前的悲叹,足见海禁政策严重违背民心。

侥幸逃脱的汪直,收拾了许栋的残部,并被推举为首领。为躲避官府的捕杀,汪直与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做生意,以日用品换取西洋火枪,大大提升了自卫的能力。他还把经商赚取的利润,用来修建更大、更坚固的船只,并把物资中转的基地,迁至日本的萨摩(鹿儿岛)一隅。

当时的日本,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汪直经营的大量生活必需品,对当地人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对这位巨商,萨摩百姓颇为拥戴,一些贫民索性加入了汪直的商帮。萨摩自古民风彪悍、多智谋,距此三百多年后,明治维新的元勋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皆出自萨摩。汪直以一介海商之身,能在萨摩立足,并在当地被视为尊贵、贤达之人,毫无恶名,可见汪直的商帮,绝非滥用武力的海盗,而且对当地百姓必有厚泽。徽商客居海外,依然保持以德为先的儒者本色。

一个名叫卢七的海盗头子率众在杭州周边地区作乱,抢劫民财,掠夺民女。浙江的海盗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请求汪直出面相助。汪直率领手下的弟兄(包括日本人),大破卢七的海盗窝点,生擒其首恶,并解救出被掠的妇女。此后不久,汪直又协助官府,攻破了另一伙穷凶极恶的海盗,解救出被掳的妇女12名。于是,当地官府默许汪直沿海经商,并把汪直的商帮,作为抗击海盗、维系治安的重要力量加以利用。

此时的汪直,号称“五峰船主”,其商船的规模,超过了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舰队。特别是,汪直的商船上,装备了葡萄牙人的佛郎机大炮和很多火枪,战斗力远胜于官军。

这期间,以刚正著称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无视地方官与海商之间的默契,率军攻打汪直的商帮,并视之为倭寇。汪直逃到日本,重整旗鼓之后,率领近千艘巨舰,沿着大明朝的东南沿海耀武扬威,并自号“徽王”。以徐海为首的海盗,也趁机作乱。大明朝绵延数千里的海防同时告急,轰动了北京。这被称作“壬子之乱”。三年后的1554年,一代名臣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督察御史,汪直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胡宗宪也是徽州人,和汪直是老乡。他主动寻求各种渠道与汪直接触,并设法将汪直的老母从监狱中提出,接到自己的总督府奉养。汪直由此对胡宗宪颇为信任,并对这位老乡道出了自己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夙愿:他一直渴望朝廷解除荒唐的海禁政策,实现沿海互市;他当初被俞大猷等官兵追杀,老母被拘,迫不得已才远遁海外,并走上“持剑经商”的道路,但他始终渴望被自己的国家接纳,做个安分守己的国民,和平经商。

汪直派亲信前往胡宗宪的总督府,胡宗宪盛宴款待,并在宴间提出:“当今海盗四处作乱,其中为首的,是徐海、陈东、麻叶等匪帮。既然汪直有实力,就应协助官府共安海防,将功折罪。事成之后,朝廷必可恩准你们的通商请求。”胡宗宪的这番话并非诳语,他与权倾天下的严嵩父子等交往甚密,当时的他断然不会料到短短几年后,徐阶将扳倒严嵩,并将严世蕃以“通倭寇”的莫须有罪名处斩。

汪直得知后,顿时喜不自胜。他当即调遣手下重兵,协助官府打击徐海等海盗,并为胡宗宪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徐海一直对汪直的实力颇存敬畏,私下盘算道:“连五峰船主都被朝廷招安了,我也归降吧!”于是,他把同伙陈东捉住献给了官府,但胡宗宪此时突然翻脸,率兵猛攻徐海的船帮。徐海不甘被擒,投水而死。他的“压寨夫人”,一代传奇女子王翠翘,被胡宗宪捉住后,送给了一个投降官府的海寇。王翠翘愤然投海自杀。此事被日后的文人编写成多种版本的小说,流传甚广。

为官府剿灭“倭寇”立下汗马功劳的汪直,自信朝廷不会加害于他,于是渡海归国,成为胡宗宪府邸的贵宾。胡宗宪通过汪直的人望,压制了众多的海寇,沿海地区安宁空前。这期间,汪直屡次请求胡宗宪上奏朝廷,允许其从事出海商贸。他自以为自己的势力,足以要挟朝廷,从而解除海禁。

然而,当时杭州的地方官王本固,是个顽固坚持儒家教条的忠臣,一直对胡宗宪勾结严嵩父子有颇多不满。他断然将游览杭州的汪直逮捕入狱,并上书弹劾胡宗宪包庇“倭寇”巨酋。一时间,举朝为之哗然,很多重臣都要求将汪直处死。此时的朝政很不稳定,作为胡宗宪后台的严嵩父子开始失势。于是,精明的胡宗宪思前想后,决定出卖汪直,以求自保。他向朝廷上书说:汪直勾结倭寇,应将其明正典刑。

很快,兵部会同三法司传达了批复:“汪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其同党……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就这样,汪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直到此刻,汪直才知道自己始终被官府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多年来渴望朝廷解除海禁,从而可以和平经商,这个梦想不但没能实现,反而葬送了他的性命。

临刑前,汪直叹息道:“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果不出其所料,汪直死后,海商自知和平经商无望,海盗也失去了天敌,不到十年内,东南沿海群盗蜂起,其中既有横行不法的日本浪人,也有汪直的旧部,由海商转为流寇。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穷尽数十年之力,以及数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将这些祸患荡平。

徐海、汪直等“巨寇”既灭,胡宗宪也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新任的首辅徐阶扳倒了胡宗宪的靠山严嵩父子,也将胡宗宪以严嵩同党的罪名下狱。这位曾把钓鱼岛明确标注于大明朝版图的能臣,在狱中被迫自杀,享年53岁。临死前,胡宗宪留下了“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命诗。这一年是1565年,距汪直被杀只有6年。

汪直曾将鹿儿岛一隅作为货商基地,他与葡萄牙人交易所得的火枪,在他死后流传到日本内地,被军阀大亨织田信长广泛采用,成为日后统一日本的重要条件。大明朝依然坚持“片板不得出海”的禁令,一直延续到清朝。汪直的海商之梦,不但使他付出了生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一个民族丧失了实现海上强国的绝佳时机——直到近三百年后的道光年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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